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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图)

2011年01月11日 13:56 来源:北京日报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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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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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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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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