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黄侃：大国手门下出大国手

　　这是一部关于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厚重之书，浪淘尽风流人物，风采依然。

　　《浪淘尽》可谓是“五四”时期著名知识分子的群像图。作者以饱含深情和人文关怀的笔触，深入他们生活、治学和命运遭际的历史现场之中，试图从历史风云变幻的视角解读一代知识者的坎坷命运和他们之间难舍难割的师生情谊。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周作人、沈启无；陈寅恪、周一良、蒋天枢；陈垣、启功；胡适、吴晗；顾颉刚，童书业；闻一多、陈梦家；沈从文、汪曾祺他们或分道扬镳，或反目成仇，或亦师亦友，或情同父子。这些消逝了的人物，其精神和风骨，并未消弭。

　　章太炎尝云：“大国手门下，只能出二国手；二国手门下，却能出大国手。因大国手的门生，往往恪遵师意，不敢独立思考，故不能大成，如顾炎武门下，高者不过潘耒之辈；而二国手的门生，在老师的基础上，不断前进，往往能青出于蓝。如江永的门下，就有戴震这样的高足。”章太炎所说，也不尽然。黄侃在音韵学方面，已较乃师章太炎为高，可谓大国手门下出大国手。

　　黄侃重视师承，但不墨守师说，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警。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自成一家。黄侃一向重视培养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黄侃承上启下，在乃师章太炎、章门弟子以及黄门侍郎之间，连起一串令人瞩目的学林掌故。

　　黄侃的性格分析

　　蕲春黄季刚，是辛亥革命的先驱之一，他的一生烙下无数时代潮流的印记：新与旧、激进与保守、放荡不羁与谦虚严谨交织在一起。黄侃的性格中有不少这样的南北两极，看似互相排斥，实则矛盾统一。

　　在辛亥革命之前，黄侃在湖北和日本从事革命，之后他辗转国内各著名大学教书，治学严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师承章太炎、刘师培，薪火相传，培养出范文澜、金毓黻、杨伯峻、龙榆生、陆宗达、殷孟伦、程千帆、潘重规、徐复等著名学者，在20世纪学术史上影响深远。

　　狂狷，孤傲，疯子，名士，好游历，好读书，好骂人，桀骜不驯，不拘小节，性情乖张，特立独行……黄侃留给后人一串关键词和趣闻轶事。

　　黄侃虽放浪形骸，却事母至孝。1908年，黄侃生母周孺人病重，家中电召其还家侍疾。黄侃还家六月，生母去世，大恸，乃至吐血。当时清政府严捕革命党人，因叛徒告密，两江总督端方听说黄侃在家乡，即密电湖广总督陈夔龙速逮之。黄侃得知消息，迅即离家，辗转到日本。黄侃返回日本后，仍思母不已，乃请苏曼殊绘一图，名“梦谒母坟图”，自为之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一刻不离。是否可以这样说，黄侃像爱母亲一样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他对国学的天然情感。正是因为这种情感，他将著述看得神圣，他做学问非常严谨，因为他深知“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终无止境”。

　　“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弟子程千帆这番话可谓知人善论。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三日后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他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读书问学，研究国故，既有时代潮流的需求，更重要的则是黄侃有发自内心的动力，支持他度过半个世纪的人生。

　　黄侃拜师章太炎

　　1905年，黄侃至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在早稻田大学，他遇到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时的同学宋教仁。当年8月，同盟会于东京成立，黄侃列名会籍。

　　1906年5月章太炎到东京，入同盟会，任《民报》总编辑。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逾万人，竞趋章太炎门下请业。黄侃也随众往谒。刚到门前，见壁间大书四语，曰：“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后，觉得章太炎太狂妄，殊难接近。这一次黄侃见章太炎，并没有“但愿一识韩荆州”之想，想来两人都是孤傲之人，后来有人形容这一对师生为“一对疯子”。

　　黄侃经常看《民报》，对章太炎的文章极为钦佩。章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派的喉舌。因为刊有章太炎的文章，报纸在留学生中很受欢迎。通过对《民报》的不断阅读，黄侃对章太炎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也渐渐消除了误解，从此，他也不断为《民报》撰稿。千里马总会遇到伯乐的赏识。一天，章太炎看到黄侃写的一篇文章，大加赞赏，立即写信约见，许为天下奇才。章太炎与黄侃结识，或许也有宋教仁的引荐。

　　1907年秋，章太炎听说黄侃将归国省亲，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惺吾(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未立即答应。章太炎说道：“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遽然起，即日执贽往，叩头称弟子。随即偕苏曼殊搬入小川町章太炎住所，日相追随，在学习音韵、说文的同时，积极为《民报》撰稿。章太炎亦感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尝叹曰：“常言学问进展，如日行千里，今汝是一日万里也！”

　　北大教授黄侃

　　1914年秋，黄侃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至北京大学国文系讲授《文学概论》《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等课。

　　1914年2月，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继而，又被移到龙泉寺，并派巡警守门，后又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四大凶宅之一)。在钱粮胡同的居所，章太炎可读书写作，亲友和弟子也可前来探望，但就是不给他出门的自由。黄侃此时正接受北大之聘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前往探视。见章寂寞一人，主动要求留下来伴宿，侍奉老师，同时请他讲文学史。此时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黄却主动前来作伴问学，患难见真情，章深为感动。一连数月，黄早出晚归，白天外出教书，晚上师生秉烛谈学，直至深夜。但一天深夜，警察却强行把黄侃驱逐了出去，且不准其他客人来访。章氏见黄被逼走，见客自由又被剥夺，愤而绝食，后在马叙伦巧妙劝说下才放弃绝食。

　　我们再来看一下黄侃在北大讲课的神态和音容。黄侃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冯友兰说：“他上课的时候，听讲的人最多，他在课堂上讲《文选》和《文心雕龙》，这些书我以前连书名都没听说过的。”黄善于吟诵诗章，抑扬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了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在当时宿舍中，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不仅如此，北大学生冯友兰放假回家，还照着黄侃的路数，选了些诗文，给他的妹妹冯沅君(后为陆侃如夫人)讲解，教她“黄调”，引她走上了文学的道路。

　　黄侃与黄门侍郎

　　黄侃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弟子被称为“黄门侍郎”。在众多弟子中，有三位弟子关系特殊。一位是黄菊英，黄在武昌高师任教时的学生。1923年，黄菊英在武昌高师毕业，同年黄侃与黄菊英在武昌黄土坡结婚。黄侃娶了自己的学生，和鲁迅许广平、沈从文张兆和一样，在民国学界文坛轰动一时。一位是黄焯，黄侃的侄子。黄焯作为黄侃学术的继承者，积累了黄侃论学及批校古籍的丰富资料，陆续整理出版。黄焯以其堂叔黄侃为榜样，“50岁以前不著书”，所以他的著作皆在70岁以后结集而成，并陆续刊行于世。另一位是潘重规，成了黄侃的女婿。

　　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期，和刘太希谈起近年考入中央大学的潘崇奎(重规)。黄侃兴奋地说，在众多试卷中，只有潘生，文笔精美，且字字是“一笔不苟”的正楷，近来常常到黄侃住处请教。黄侃说此生可谓近代青年中之精金美玉，赞赏之情，溢于言表。非常巧合的是，刘太希也非常兴奋地告诉黄侃，潘生是他的外甥。黄侃也觉得这是奇缘，急忙询问潘生订婚否？当得知尚未订婚，黄侃说自己的女儿正待字闺中，与潘生堪成匹配。后来，潘崇奎果真娶了黄侃的女儿。

　　1929年11月27日，黄侃带领学生潘崇奎前往上海为章太炎先生祝寿，黄侃将门生潘崇奎引见给章太炎。章太炎问其所学，至为激赏，并为其易名重规。

　　黄侃在中央大学任教授，从不对学生提及当年革命事。他的学生绝少知道他和黄兴曾是一起浴血奋战的战友。有史家认为，黄侃为《大江报》撰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社论，是武昌起义的序曲。黄侃去世后，潘重规才醒悟他为何不言当年革命事，潘重规写道：“他认为出生入死，献身革命，乃国民天职。因此他觉得过去一切牺牲，没有丝毫值得骄傲；甚至革命成功以后，不能出民水火，还感到深重罪疚。他没有感觉到对革命的光荣，只感觉到对革命的惭愧。恐怕这就是他终身不言革命往事的原因吧！”

　　黄侃教学不拘一格，给“黄门侍郎”留下深刻印象。他常常利用郊游吃饭喝酒的机会，畅谈学问，海阔天空，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学者程千帆对此也有同感：“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

　　黄侃“是一个有山水胜情的人”，喜欢和弟子一起游览风景名胜，游兴大发之际，吟诗抒发胸臆，能作诗者深得他的欢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是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唯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弟子与黄侃交游，获益匪浅。陆宗达因能喝酒能抽烟，深得黄侃喜爱，常和他一边吃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摘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