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挖掘中国崛起的价值 解开西方人的烦恼

　　解开西方人的烦恼

　　——探讨中国模式是本土学者的责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 李 文     

    ■中国学术界有必要给自己国家迅猛崛起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说法。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原理；而今，对于这个原理的好奇心，使他们面对中国的强大就像原始人面对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一样，充满神秘和未知……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术

　　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经验和理论都是西方的”第一阶段和“经验是中国的理论是西方的”的第二阶段，现在开始向“经验和理论都是中国的”第三阶段迈进。

　　经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西方世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西方学术则通过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与提炼率先实现全面增长与繁荣，如雅斯贝斯所说：“世界历史从1500年至1830年这一段时期，在西方是以其大量特殊的个性、不朽的诗篇和艺术作品、最深层的宗教动力以及在科技领域的创造而著名的。” 

　　在此后很长一个时期里，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不仅拥有物质上的强制力，而且还在心理、精神、观念等方面拥有绝对优势。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之路主要表现为单方面模仿、学习西方经验和理论的过程，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莫不自西方输入。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国家丧失了主体地位，被迫成为西方的延伸，其发展须听从西方的引导，其行为的对错须由西方断定，其存在的意义须由西方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所说：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重视学习和吸收先进文明，又强调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创性贡献亦引起世人关注；但毋庸讳言，在学术研究中，人们依旧习惯使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经验，甚至出现一种说法：“没有用英语叙述过的事情基本没有发生过。”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术。中国现代化的快速进展，将向世人清晰明白地展示世界现代化进程不是一个单向的、孤立的发展路线，也使我们这个古老国家无条件地向西方取经以及运用西方学说和方法诠释本土经验的时代成为历史。通过概括和总结中国现代化的新经验和新模式，创建新的理论和学说，已经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    

　　挖掘中国崛起的价值

　　中国现代化走的是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道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受任何已有观念、学说和理论的束缚和局限，从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出发，实践新办法，探索新途径。

　　在整个19世纪，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甚至在1919 年的《巴黎和约》中还被写成，“还不能自我统治的民族”要服从于更发达国家的“监护”。非西方国家如果要被“国际社会”所接纳，必须达到西方的标准。在19世纪到二战结束，西方的标准依旧是“文明”标准。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接纳还是拒绝非西方国家成为自己形成的“国际社会”的成员。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继续充当“民主的”新世界和新秩序的领导者，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最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想，并企图将这种制度和价值推广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现代化取得的辉煌业绩，向世界雄辩证明，非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感情、存在和经历。中国没有简单、机械地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特性，始终保持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始终没有屈服于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任何压力。

　　中国崛起对人类历史的改写以及这一过程所蕴涵的深刻意义和价值，有待学术界不断发现和挖掘。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箴言——只有西方才是世界唯一的文明和先进，只有追随西方，才能有进步。中国崛起本身不仅具有使世界上1/4人口的命运发生根本改变的巨大现实意义，还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提供了源头活水。

　　西方人为何烦恼

　　“当我们是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说成是黄祸；当我们被预言将成为超级大国时，又被称为主要威胁；当我们的人口超过10亿时，你们说我们摧毁地球；当我们限制人口增长时，你们又说我们践踏人权；当我们一贫如洗时，你们视我们低贱如狗；当我们借钱给你们时，你们又埋怨使你们国债务累累…… ”

　　这是2010年12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华裔物理学退休教授林良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首英文诗《你们究竟要我们怎样生存》中的一段话。这首诗引起广泛反响。

　　西方人坚持认为非西方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始创“黄祸”一词来描述亚洲人。在欧洲人看来，亚洲人的危险在于它既不是基督教同胞也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兄弟，而是失去尊严的、有色的种族。后起之秀美国人有所不同，却也始终坚持认为：非西方国家要想获得发展并获得美国的信任，就必须以美国为榜样，因为“得救的道路只有一条，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个，真正的价值结构只有一个”。

　　按照西方固有的逻辑，中国的出路无非有二：或听从西方的安排，跟在西方的后面亦步亦趋，成为西方的附庸；或拒绝走西方的道路，继续处于贫困、落后和混乱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国这个非西方国家，坚持走自己的路，并获得成功。这种结果使西方国家首先感到不可思议，继而陷入焦虑、疑惑与不安。2010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就发表文章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的考验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或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 

　　西方的烦恼还在于他们正在丧失对中国的话语权，他们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感无奈和无助。

　　中国学术的再生缘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中国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绝非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一过程蕴含了许多人类迄今尚未发现的原理，累积了大量发明与创造，也获得了丰厚的感悟与经验，这些，无不构成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产生新理论、新观点、新学说、新学派的重要条件。

　　社会需要构成学术进步最大的动力源泉。中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经济起飞之后，需要有也必然有学术文化的繁荣；中国崛起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还将体现在精神层面；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理论和观念指引方向，需要精神源泉和智力支撑；在国际上，中国不仅要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应该有相应的学术贡献。 

　　中国学术界有必要给自己国家迅猛崛起一个富有说服力的说法。西方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担心和疑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都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原理，而今，对于这个原理的好奇心，使他们面对中国的强大就像原始人面对大自然的风雨雷电一样，充满神秘和未知；而如果中国学界拿出能够对这一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具有充分解释力的理论和学说，不但自身继续发展和强大将更加名正言顺，西方人也有可能像当年的中国信服西方那样，对依靠自身努力获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心悦诚服。

　　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应主要由中国本土学者加以总结和概括，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应主要由中国本土学者来完成。西方学者，包括一些在西方受过较长时间训练的学者，因西方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已经成为他们学术生命的大部甚至全部，他们不大可能摆脱思维定势。只有那些学术之根深深植在中国文化土壤，又善于吸收西方学术营养的学者，才是中国学术创新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