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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