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擘远逝天地恸，春雪漫卷祭英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我们十分敬重的朱光亚同志，踏着早春飘零的洁白雪花，于2011年2月26日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不懈奋斗的国防科技事业。
朱光亚同志的逝去，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的重大损失。他的音容笑貌、功勋建树、道德风范无时不萦绕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官兵心头，激起我们深切的缅怀和追忆。连日来，一副副挽联、一篇篇祭文、一首首诗歌、一帧帧影像、一曲曲哀乐，交汇成绵长的思念……总装备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干部战士，通过各种方式向这位亲密战友、科学前辈表示沉痛哀悼。
朱光亚同志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曾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和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等职，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卓越功勋。曾获得198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9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杰出才能、重大贡献和大家风范，一直得到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在我国科技界、教育界特别是国防科技战线享有崇高威望。2004年底，胡锦涛总书记来到朱光亚家中亲切看望，高度评价他为我国科技事业和国防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征询他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病重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又前往医院看望了朱光亚，并致以深情问候。温家宝总理三次到家中看望朱光亚，称赞他是“科学家的榜样，也是年轻人的榜样”，他的品质和精神“值得后人永远学习”。
赤子情怀真挚浓烈，精诚报国矢志不渝
在波澜壮阔、风雨沧桑的人生历程中，朱光亚同志自觉视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为人民谋福祉作为毕生追求，生命不息，报效不止，彰显了一名爱国知识分子情系桑梓、心忧天下的时代担当。
朱光亚自觉把爱国之志化作报国之行。少年时代，他就立下了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青年时期，他胸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赴美留学，立下了学成必归，与深爱的祖国共荣辱、同命运的坚定决心。留学期间，他积极参加留美学生进步团体，经常组织爱国进步活动。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他毅然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前，他牵头起草并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表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正是在朱光亚这样一批爱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感召下，数以千计的海外学子，纷纷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朱光亚始终把党的需要作为神圣使命。1950年4月，刚刚回国就接到组织上安排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的电报，他匆匆告别家人，立即赶赴北大报到。1952年4月，组织安排他担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秘书处英文翻译，他毫不犹豫奔赴朝鲜战场参加艰苦激烈的停战谈判。50年代末，党中央作出加快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他毅然隐姓埋名、忘我工作，为打造核盾牌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在领导和组织科研工作实践中，他坚决贯彻中央的决策方针，在组织制定科研规划计划时，总是身体力行，把中央确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限目标、技术先进”，“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等一系列重要指导方针，体现在具体工作部署和落实上。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充满信心，表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孜孜追求和崇高境界。
朱光亚毕生把富国强军作为不懈追求。他曾对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中心说，中国60年代决定发展核武器完全是被迫的，我们发展核武器是为了不用核武器，最终目标是为了消灭核武器。朱光亚不仅为新中国的“两弹”事业殚精竭虑，他还有一个更浓烈的情怀，那就是利用核能等科学技术为人类造福。1971年，他受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考验、试制等进行有力指导。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进入耄耋之年的朱光亚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2009年，坐在轮椅上的朱光亚，通过助手向前来看望的中央领导转达他的建议，一定要把握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大力推进自主创新。
艰苦奋斗铸造核盾，励精图治献身伟业
朱光亚同志是我国核事业特别是“两弹”事业的元勋和主要科学技术负责人，在我国铸造核盾的伟大工程中，他和许多科学家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登攀，不懈追求，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技术突破及武器化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建立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敢于担当、艰苦创业。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科学技术十分落后，帝国主义不仅对我国实行严密经济技术封锁，而且进行核讹诈。1955年，毛主席、党中央高瞻远瞩，果断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面对技术研究从零起步的困境，他领导自行设计、制造、安装了国内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工作，为掌握研究性重水堆物理实验技术做了开创性工作，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面对原子弹研制初期缺少资料的困难，朱光亚结合自己对国外核物理动态的研究和有关原子弹的只言片语，倾尽所学进行理论准备，组织整理出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并因陋就简组织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实验的研究与探索。面对起步阶段核试验科技人才匮乏的实际，朱光亚起草了关于迅速成立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并安排国家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建议，并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逐步建立起核试验科技队伍和完整的核试验技术体系。
组织攻关、勇于突破。在“两弹”攻坚中，朱光亚组织攻克了许多瓶颈技术，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被誉为“两弹”攻关的技术“枢纽”。在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奠定了我国独立自主发展核武器的技术体系基础。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他出任中子点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指导了几种不同点火中子源的研制与选择，并指导冷试验委员会开展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62年，他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这两份纲领性文件，对争取在两年内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目标起到了重要作用。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完成理论设计时，他和彭桓武一道，组织科技人员，共同制定了突破氢弹原理的工作大纲，逐步完善形成了切实可行的氢弹设计方案，圆满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他参与组织领导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不懈登攀、实现转变。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是在试验现场组织指挥。早在1964年，他就根据周总理和中央专委的指示，提出要在抓紧进行原子弹核航弹试验准备工作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十多年的顽强拼搏，刻苦攻关，到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战略思谋高明卓识，科学统筹务实致远
朱光亚同志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着眼国家科技长远发展，善于进行战略思维、战略谋划和战略管理，科学把握和判断事关国家核心利益和科技发展动向、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等重大问题，适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战略咨询建议，是一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各方公认的战略科学家。
以敏锐的战略眼光顶层设计、规划长远。朱光亚博学多才，参加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国家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上世纪50年代，他参与了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积极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80年代，他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国防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工作，提出的“需求牵引、技术推动”的战略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他作为国务院高技术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参与组织领导国家“863计划”制定和实施，参与指导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为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工程的顺利实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世纪新阶段，他作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总体战略专家顾问组三位召集人之一，对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研究制定提出了大量真知灼见。海湾战争爆发之初，他立即组织对战争情况进行跟踪和分析，积极探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特点、规律及发展趋势，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启示。总装备部成立之初，他根据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坚持以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精心组织领导了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系统提出了信息主导、自主创新和跨越发展等一系列发展方略。
以卓越的领导才能科学管理、聚力发展。朱光亚善于着眼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的大局统筹协调，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经过综合研究分析，形成符合实际的决策建议，使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始终能突出重点、实现突破。担任中国科协主席期间，注重广泛团结、动员全国各民族科技工作者，坚持科协团体性质和正确方向，为科协的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期间，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担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领导期间，他凝聚近千名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的科技专家，组成了基本覆盖武器装备技术各个领域的专业组，形成了以科技委常任成员、顾问、兼职委员和专业组成员等组成的科技专家咨询体系，使总装科技委充分发挥了作为“全军科技委”的智囊和决策咨询作用。
以强烈的爱才意识提携后辈、传带新人。他非常重视基础人才的选拔培养。担任科协主席期间，他创办了青年学术年会和青年科学家论坛，使一大批青年科学技术骨干得到展示才华的机会。他在多种场合呼吁要建立适应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机制，创造人才迅速成长的良好环境。2007年8月6日，朱光亚在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关于当前科技工作的几点思考和建议》中，提出要“真正建立符合科技创新规律的人才制度”。在朱光亚的教育、引导和熏陶下，很多同志已经成为我国科技事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德高望重大家风范，身正品馨人之楷模
朱光亚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始终做到默默无闻、淡然率真，不褪党性本色，不改学者本真，是老一辈科学家才识与品行双馨的杰出代表。
朱光亚淡泊明志、虚怀若谷。他一生看淡功名利禄，从不以功邀名。1996年，解放军出版社要策划出版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在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1996年，他把获得的“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00万港元奖金，全部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励基金，用以奖励在工程技术领域做出成就的优秀青年科技专家，并反复叮嘱不要对外宣传。1997年，他又把多年积存的4.5万元稿费全部捐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他从不居功自傲，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上的成就时，他总是谦虚地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曾称赞他有“立德立功”的优良品德。
朱光亚质朴严谨、科学求实。无论在教学科研一线，还是在领导岗位上，他始终保持了一名科学工作者的品格作风。1963年，他在组织制定《科研成果鉴定暂行办法》时，就明确提出要贯彻严肃、严格和严密的“三严”作风，强调每个步骤都要做到实事求是，严肃认真。工作中，凡是由他主持起草或修改过的文件，总是用简明而通俗的语言，把复杂的问题阐述得十分清楚，而且概念准确、逻辑严密，行文字斟句酌，做到准确无误。他十分强调在科学研究中“要注意发挥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智慧与作用，群策群力，使科学技术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他积极倡导贯彻“预先研究、型号研制、生产装备”三步棋精神，形成学术民主和科研“三步曲”的好传统。他尊重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精神，有很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在我国科技界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
朱光亚谦厚儒雅、讷言笃行。谦虚谨慎，低调做人，是他始终坚持的人生准则。他严于律己，始终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外出时从不张扬，不搞特殊化，保持了简朴的生活作风。他热情宽厚，对后学总是勤勉扶持、悉心指导，耐心培养、热情鼓励，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创造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使他们在攻关实践中茁壮成长。他谨言慎行，从不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功绩和贡献，不让媒体宣传自己，总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默默无闻地工作，坚持不懈地为祖国强盛奉献自己的心力。
斯人已逝浩气存，崇高精神励后人。
朱光亚同志作为我国科技界一面旗帜，为国防科技和国防现代化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史册上。
学习朱光亚同志的事迹和精神，就要像他那样爱党爱国，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坚持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要像他那样勇于创新、不懈登攀，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道路，努力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就要像他那样惜才爱才、凝聚各方，着眼事业发展，真正把“四个尊重”落到实处，努力形成各类人才竞相涌流、英才辈出的生动局面；就要像他那样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大力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传承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牢记使命、拼搏进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推动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为实现富国强军的伟大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总装备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