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生以爱国报国为志向，所以胸怀博大，淡看个人荣辱，不为声名所累。诚如先生自己所说：“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或多或少作出自我牺牲，自己从中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从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是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幸福。”
为国为民 负笈海外
先生去世将近两个月了。
回忆起昔日与先生相处的日子，及先生当年所言所语所行，联想到北京大学在致先生家人的唁电中对先生所做的评价：“雷洁琼先生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是经历血与火考验和历史洪流锻造而成的伟大现代女性。”觉得这一评价很是中肯。先生一生心念所系，就是国家和人民。
先生出生，神州大地正值“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蹁跹”的时候，亡国灭族的危险高悬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及至步入少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一切深深印在先生心里。“五四”运动爆发时，先生已就读于广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广州的学生也迅速组织起来，先生亦被师范学校的同学推举为宣传部长，与别的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先生晚年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剖析自己当时的心路：国家的危急，人民的苦难，使我爱国爱民的思想开始萌芽。
而综观先生一生，我认为“五四”对她而言，是在她心中竖起或者说明确了今后为人、处世与做事的标准，那就是做事情与处理各种问题必须看是不是对国家和人民有利，只对一己或小家有利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先生去美国留学，也是这样考虑自己的专业和未来职业的。虽然先生曾说，“‘五四’运动的精神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但我在20多年与先生的接触与交往中却深知，科学与民主已化入先生骨髓，为先生毕生之信念，然而先生执此信念只是因为她觉得科学与民主是实现她爱国与报国理想的首途。
她自己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出国留学前与父亲的讨论，说她当时受读书救国论的影响，想“将个人奋发读书和挽救祖国与人民两者结合起来”。那时，开明的父亲对她“从小立大志，敢于冲闯大社会”“深感欣慰”，同意她出国读书，但希望她在医学、法学与美术中选专业，因为这三种专业“可以在社会上经济独立”。不过先生到了美国之后因为一直在考虑做什么最有利于救国报国，所以就违背了父亲心愿。她最初选择的是科学救国道路，因此本来是在加州大学学化工的，后来她发现社会学有经世济用的功效，就改学了社会学，并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荣获南加州大学中国留学生最优学习成绩银瓶奖。先生自己在相隔差不多70年后，因硕士学位论文翻译出版，在“自序”中回顾当年，提到学习社会学的原因是“以求学成能报效自己的祖国与人民”。
社会学研究须从实际出发
1931年，她一毕业就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先生而言，在社会学系任教，可以开展社会调查，认识中国国情，寻求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承担教学任务，传递理想与信念，为国家营造栋梁之才。所以先生当时开设了“社会学入门”、“社会服务概论”、“贫穷与救济”、“家庭问题”、“社会服务实习”等课程。先生从来不认为社会学是书斋里的学科，“学以致用”是她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毕生所持的理念。所以，她将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服务)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差不多有7年，她每年都带着学生到北平郊区(清河)的试验区与河北定县的华北平民教育试验区去调查实习。
先生的治学理念与她的报国理想是一致的。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求学到90年代，先生始终坚持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并一直对探索周围的世界、探索种种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浓厚的专业兴趣。上世纪90年代(1992-1998)，我因为是社会学系的副系主任，经常要去先生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先生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知道她公务繁忙，很少有时间下到基层去做社会调查，所以在谈完工作之后，也会和她聊聊我们在城乡社会调查中的所见所闻。后来我发现，这是先生非常乐意做的事情，因为每次她都会极其专注地听着。但通常她不会表态，只是在我讲到基层一些腐败现象的时候，先生脸上的表情会很严肃。先生知道，有些事情是她力所不能及的。在我的记忆里，先生对这类社会阴暗面做出公开回应的只有一次，那是1993年1月，在她知道有地方拖欠教师工资的时候。作为大多数会员都是教师的民进中央主席，先生因此发表了“教师最为辛苦，工资不容拖欠”的公开讲话，呼吁改善基层教师生活状况。
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把人民、他人放在心中的人，对我们学生也一样。我永远不会忘记撰写博士论文时先生对我的关爱和帮助。那是1990年的6月至7月，我因为鼻出血申请延期至8月答辩，所以时间有点紧。我跟先生商量，希望她能一章一章地审阅，这样逐章定稿就可以省出时间了。先生当时已85岁高龄，又政务繁忙，想到要劳累先生、增加她的负担，我心里很是不安。没想到先生很痛快地答应了。这样，我差不多每周去先生家一次，给她新的章节，同时取回她审阅过的初稿。那年，她简朴的寓所还未装上空调。先生顶着盛暑，挤出时间逐字逐句一丝不苟认真批改，发现问题就用铅笔在句子底下划上道，同时在稿纸边上打上问号，以和我讨论。这一场景至今恍如昨日。
先生处理事情从来公私分明。1月13日下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召开追思会，王思斌教授在会上说：“我跟老杨(杨善华)跟了雷先生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搭过雷先生的便车，雷先生也从来没有想过让我们搭她的便车。”以前当学生(包括后来刚当老师)时每次去先生家，不管严寒酷暑，王思斌都是从北大骑自行车去的，我也一样。只不过我那时家住朝阳区，路上时间花得比他少点。我们去先生家一般是上午，谈到将近12点了，我们就赶紧撤，免得影响先生。我认识先生这么多年，印象中先生只让我帮她办过一件私事，好像是她的一个亲戚要来北大进修，让我帮着联系。后来事情办成了，先生很高兴，笑眯眯地跟我说了一句：“杨善华，我是不是该请你吃饭啊？”吓得我连连摆手：“不用不用，应该的。”当然，先生也不是古板到不近人情。1990年代，系里有些活动请她参加，到吃饭时间，系里留她吃顿便饭，只要时间排得开，她也会答应。但那是工作餐，不是私人宴请。有时，外面的人想请她参加会议或者题词，有的知道我们和她的关系，也会来求我们。但我们知道，先生对经济类的事情从来没有兴趣，如果跟她提报酬，她就更生气。只有教育和学术，她才会给予支持。时间久了，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我们也清楚了。
共同斗争中结下的情谊
先生一生中的前半期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中国大地和中华民族那么多的苦难，后半期历任政府部门和民进的重要职务，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成为国家领导人，得以参与众多国务活动，成为新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同党和国家领导人、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情谊。作为晚辈，我们只能从跟她的接触和谈话中去体会她的情感世界。
我第一次去先生家就注意到了她不算宽敞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周总理手扶沙发的侧面彩照。当时就觉得她与周总理的关系一定不一般。与先生相处久了，有时聊天，她也会回忆过去的事，比如说“下关惨案”。当她说到那时受伤进了医院，只有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来看望时，很是动容。可以说，先生是由周恩来、邓颖超等共产党人了解、认识了共产党的，这对她人生道路的选择起了决定性作用。直到2001年，距1939年先生第一次见周恩来已经过去了62年的时候，先生还在《永远不息地追求进步》一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我永远感念的是，当我正值青春年华欲有所为时，我接触了并受到了像周恩来、邓颖超等杰出的共产党员的指导和关怀，他们影响着直到现在我的人生六七十年。”让先生一直不能释怀的是，周总理去世时，正值她的丈夫严先生因为脑溢血住进协和医院(当时还叫首都医院)，她因为护理不能抽身前去吊唁。有一次先生跟我讲到这一段，脸色凝重，眼神中闪过一丝阴郁。这是她唯一一次跟我讲到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我想，那大概是先生一生中内心最痛苦的一段时间。
1988年4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塞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来讲学，我陪科塞夫妇去见先生，科塞夫人对先生传奇一生非常有兴趣，专门插问了先生的婚姻，特别是为何婚后没有孩子。先生的解释是当时她和严先生都忙于工作，没有顾得上。后来我才知道，抗战开始后上海“孤岛”那一段，也是先生多彩人生的一个重要片断。
先生与冰心和赵朴初先生都有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冰心在1999年2月28日去世后，先生在3月8日急就写下了饱蘸她对冰心感情的《冰心，我的骄傲》一文。文中说冰心“歌唱新中国，赞颂真善美”，有着“赤诚、正直、果敢”的人格，直抒了冰心去世后她因痛失挚友的内心悲伤。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跟先生来往多了，经常听先生提起赵朴老。1994年，先生负责的“七五”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的最终成果《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要出版，她很高兴，跟我们说，让朴老来题写书名吧。赵朴老慨然应允，很快就将题写的书名送了过来。书出版后转年就是先生90大寿，赵朴老还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向先生致贺。到了1999年，我们几个学生将先生的硕士论文译成了中文，准备交开明出版社出版。先生说：“这次不能让朴老写书名了。”言毕，黯然神伤。我们才知道赵朴老因病住进医院已经有很长日子了。次年5月，赵朴初先生去世，先生十分悲痛，随即写下《朴初，我的挚友》一文，表达对这位相识相知近60年堪称“爱国楷模”的同志与战友的深切悼念。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做了多年老师，北京社会学圈子里的事情自然也略知一二。人事纠葛到哪里都会有，但是从没有听说先生在圈子里有什么个人恩怨。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大概是因为先生处事虽有原则，但都是出于公心，从不为自己争名争利吧。先生去世后，我们系新来的党委书记听我说到先生没有当过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很是吃惊。但事实就是这样，费老卸任会长后，是袁方教授接的。论资历，先生是和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差不多比肩的，但是她不在意自己排名的先后，从工作出发，支持了比她年轻很多的袁方教授担任会长。先生从副委员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我跟王思斌教授一直想跟先生聊聊她的过去，尤其是建国后她的工作和生活。虽然我们知道先生反对给她写传，但是作为学生，我们觉得有责任帮她把生平完整地记录下来。可惜多次与先生讨论这一问题都没有明确结果。2005年由王思斌和解战原主编的《雷洁琼的学术思想及教育活动》收了雷洁琼教育学术活动述略(大事记)，说到1966-1972年这一段只有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时被批判，到京郊延庆及安徽宿县参加劳动。”先生去世后，我们与先生秘书高志芬说到这一点，高秘书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先生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这些事。”
“心底无私天地宽。”先生一生以爱国报国为志向，所以胸怀博大，淡看个人荣辱，不为声名所累。诚如先生自己所说：“为了他人，为了集体，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的利益，甘愿或多或少作出自我牺牲，自己从中得到满足，得到快乐，从而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这是最高的荣誉，最大的幸福。”
杨善华(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