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关于杀手的故事多如牛毛，很多人来到十里洋场就是希望用命博富贵。灯红酒绿的舞厅，歌舞升平的戏院，血溅当场的帮派火并，那时的上海是无数搏命者的天堂。“上海滩第一杀手”王亚樵当时在遵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江湖规矩，他的暗杀本事神乎其神，“世人皆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 ”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如此评价这位传奇人物。
亡命徒百把斧头闯上海
王亚樵，1889年出生于合肥，在清末最后一次府试中名落孙山，后做过短期的乡村老师。好勇斗狠的他先是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和革命党人接上了头。辛亥革命爆发后，王亚樵准备趁乱将李鸿章在合肥的产业据为己有，结果差点丧命。在军政府的通缉下，王亚樵被迫流亡上海。
初来乍到的王亚樵只能混迹于劳工之间，每日在码头卖苦力，夜晚和妻子窝在租金低廉的亭子里，尝尽了贫困的辛酸。民国初期的上海滩，鱼龙混杂，流氓当道，以黄金荣、杜月笙为头目的青帮横行一时。在上海这座冒险者的乐园里，王亚樵很快以过人的组织领导能力，将数千皖籍工人拧到一起组成帮会。
王亚樵给手下的兄弟一人一把雪亮的斧头，靠着100把利斧在上海滩开辟了一片比常人更为广阔的天地，因他字九光，江湖习惯尊称其为“九爷”。王亚樵的“斧头队”当时为饱受欺压盘剥的劳工撑腰出气。只要哪个工会会员被资本家或地痞流氓欺负了，他的“斧头队”就一拥而上，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或砍或杀，异常凶猛。他们高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普通人都避而远之，连上海青帮大亨黄金荣、杜月笙也惧其几分。黄金荣就曾嘱咐手下门徒：“以后碰上斧头帮的，尽量离远点！他们都是不要命的，我们惹不起。”
王亚樵的“斧头队”在上海“砍”出了一片天地，拜在他门下的门徒越来越多，王亚樵也因此一跃成为“上海劳工总会”的总头目，会员达十几万，门徒增加到数千人。
1923年11月，王亚樵受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川之托，暗杀了盘踞在上海的直系亲信——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因此受到了卢永祥的赏识。卢永祥除赠给他重金外，还委任他为浙江别动队司令，把湖州地区划给他做据点，让他招兵买马，练兵备战。
王亚樵欣喜若狂，立即把总工会丢给几个手下管理，自己带着其他部众到了湖州。后来成为军统特务头子的戴笠，当时正在江山县自任保安乡自卫团团总，被王亚樵招了进来，任命为纵队长。而后来成为“西北王”的胡宗南，以及投奔了冯玉祥的方振武、余亚农等人也加入了别动队，成为纵队长。他们与王亚樵交往甚密，结拜成了把兄弟。
刺杀蒋介石功败垂成
1925年，卢永祥兵败，王亚樵返回上海。在上海，王亚樵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得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行当。王亚樵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胆识，深得柏文蔚等国民党内部西南派人士的赏识，因此被邀加入西南派在上海成立的秘密反蒋组织。此后，王亚樵还曾带领门徒多次策划暗杀蒋介石、宋子文。
1931年6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去庐山避暑。王亚樵的南京联络小组就给他发出了消息。王亚樵的门徒华克之令手下扮作游客，分散在美庐至太乙村之间所有蒋介石可能经过的地方，伺机行动。因为戒备森严，身上不能带武器，他们就把手枪拆开，塞进金华火腿，以盐泥封口，由王妻王亚瑛带上山，只待伺机行事。
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但一个小小的疏漏葬送了整个行动。原来那天夜里，行动小组组装好武器后，顺手就把几只金华火腿扔进一个山坳里。第二天，蒋介石卫队巡逻时偶然发现了被扔弃的火腿，发现好端端的火腿中间被刀挖空，掏空的地方有清晰可见的铁锈斑，嗅之有黄铜味，因此断定有人利用火腿夹带武器上了山。 6月14日午时，暗杀组成员陈成扮成游客坐在山边一棵大树下抽烟观望，没料到真的碰见蒋介石坐着一副滑竿下山，向太乙村方向走去。他本想等蒋近一点再下手，不承想被在暗处搜索的警卫发现，冲出来高呼，陈只好豁出去举枪便打。慌乱中未能击中，陈成被反应迅速的卫士们当场打死，担任后援的华克之、刘刚逃脱。事情败露后，王亚樵表示，既然已经收了钱财，哪怕斧头队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把蒋介石打死，但之后他再也没有找到机会。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得知日军驻上海的指挥官白川大将，将于4月29日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为日本天皇诞辰举行盛大“庆功”会，国人无不气愤。十九路军总指挥陈铭枢更是气得拍桌子大骂。他亲自跑到上海，让王亚樵破坏此次大会。因为日军规定，此次大会只准日本人和朝鲜人参加，中国人不得入内。王亚樵便联络了原“安那其学会”成员中流亡上海的朝鲜独立党成员安昌浩等三人，请他们携定时炸弹混入会场。
4月29日那天，安昌浩等人把定时炸弹装在暖水瓶里，带入会场，放在了讲台下，迅速离去。两分钟后，炸弹爆炸。喜讯传来，人心大快，南京政府官员也深受鼓舞。蒋介石对此事极为关注。他立即派刚刚担任特务处头子的戴笠去了解内情。戴笠很快就了解到：此事系王亚樵所为。蒋介石觉得王亚樵干了政府官员所不能干的事，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蒋介石急于把王亚樵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先后派戴笠、胡宗南等人去拉拢、收买王亚樵。王亚樵担心自己曾多次暗杀蒋、宋之事被查明，便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戴笠认为他不识抬举，非常气愤。不久，王亚樵的几个门徒被捕，供出了他曾策划暗杀蒋、宋未果之事。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命令戴笠缉拿王亚樵。王亚樵不得不在家人和门徒的掩护下，化装成搬运工，混上了开往香港的货轮，逃离了戴笠的追捕。
手下扮记者 刺杀汪精卫
1935年，王亚樵和部分门徒云集香港，在胡汉民等人的支持下，继续酝酿暗杀蒋介石以及汪精卫等人的计划。王亚樵认为，可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通讯社，以记者的身份去调查蒋介石等人的行踪。他派得意门徒华克之负责，带领孙凤鸣、张玉华等人前往南京租房，申办“晨光通讯社”。
同年10月，得知国民党将于11月1日在南京中央党部礼堂召开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们认为这是刺杀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好时机。孙凤鸣主动要求承担此次刺杀任务。华克之即让张玉华以“晨光通讯社”的名义去申请六中全会的记者出入证，他自己负责善后工作。 11月1日，孙凤鸣以记者身份进入了中央党部大院，只见汪精卫率中央委员们在礼堂大门口合影留念，可是却不见他要刺杀的主要对象——蒋介石。
原来，众人开完会走出礼堂，准备合影留念时，蒋介石见记者蜂拥而上，不悦地退回了礼堂。汪精卫曾返回礼堂去催请，蒋介石谎称身体不适，汪精卫只好返回。
孙凤鸣见蒋介石没有露面，众人合影后开始走动，就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向汪精卫。汪精卫连中三枪倒地；孙凤鸣也被卫士开枪击倒在地，当晚便死在了医院。事发后，蒋介石非常气愤，把戴笠叫去大骂一顿，命他三天内查出线索。戴笠几经周折，终于抓到了张玉华。在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张玉华供出了王亚樵、华克之等人，而且说出此次刺杀的对象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气急败坏，命戴笠速速缉拿王亚樵。
此时，一个叫陈亦川的特务混到了王亚樵身边，成为他的门徒。陈亦川先是打听到王亚樵妻子的胞弟在香港开了个“茂源绸布庄”，他便常常化了装在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王亚樵等人去绸布庄阁楼上开会，陈亦川立即报告香港警察局，谎称一伙匪徒在绸布庄聚会，要求协助拘捕。当警察们冲进绸布庄时，王亚樵听见楼下掌柜大喊：“站住！站住！你们要干什么？ ”便立即飞身越窗跳到了阁楼外面的房顶上。警察破门而入，将他的亲信余立奎等人逮捕。
戴笠得知后，立即赶到香港，指控余立奎等人曾是上海斧头帮人，专门做暗杀绑票的勾当，要求以刑事罪引渡。当时中英双方正在大谈“中英友善”，英国政府便电令香港总督将余立奎引渡，并协助逮捕、引渡王亚樵。王亚樵万般无奈，只好带部分亲信避往西南派人士李济深的老家——广西梧州。
被女人出卖 杀手终成传说
余立奎被捕后，他的夫人余婉君常去探监。陈亦川暗地里跟踪她，还给她送礼、送钱，企图打听王亚樵的去处。余婉君一直很尊重王亚樵，怎么都不肯说。这时，远在南京的戴笠设计了一出“戏”，他让特务混进监狱，与余立奎关在一起，故意造谣说余婉君和王亚樵有染。
看余立奎正在气头上，陈亦川便“热心”劝说余婉君去探监，余立奎一见她就破口大骂“不要脸”，还给了她一记耳光，把她踢了出来。余婉君委屈地伏地大哭，躲在暗处的陈亦川立即上前相劝。另一位特务更是装好人：“余先生对你有误会。他听人说，你在外面与王亚樵关系暧昧，所以很生气！”一旁的警官说：“你看，你要是说出王亚樵的地址，抓住他，你丈夫就没事了，你不也就证明了你的清白？ ”……
余婉君知道特务们是想套出她的口供，便连连摇头说不知道王亚樵的地址。陈亦川陪她回家后又一再劝她说：“蒋介石是爱惜人才的，绝不会杀他。抓到他后，开导开导他，日后还会重用他。 ”
头脑简单的余婉君半信半疑地问：“他们真的不会杀他？ ”
陈亦川装着十分认真的样子说：“这谁还骗你？我在军统里认识的朋友不少，他们都这么说。 ”
余婉君信以为真，说出了王亚樵在梧州。陈亦川立即和十几个特务，带着余婉君去了梧州。
余婉君通过李济深找到了王亚樵。她抱着孩子向王亚樵哭诉：“立奎被判了死刑。我们母子在香港生活不下去了。望您容我们母子住在这里，也好有个依靠。 ”
王亚樵见状，立即答应，并马上派人给她租了房子。余婉君说，过几天，她打算让佣人张妈去南京看望丈夫。王亚樵毫不怀疑地说：“到时候我写个条子，让她设法转交给立奎。 ”
1936年10月20日，李济深请王亚樵及其亲信吃晚饭。余婉君找到李家对王亚樵说：“张妈(佣人)明天就去南京”。夜幕刚刚降临，王亚樵等告辞回家，走到半路上，他突然想起要让余婉君带字条，便独自去了余家。不料刚一进门，躲在门后的特务立即往他脸上撒了把石灰，一拥而上，想活捉王亚樵。可王亚樵绝非等闲之辈，他臂力过人，眼睛被迷住了，但手脚还是不停地挥舞，与特务搏斗起来。特务不是他的对手，特务用枪击、刀刺，王亚樵身中五枪，被刺三刀，死后，特务还用刀将王亚樵脸皮剥去。
这个曾经威震上海的“暗杀大王”，就这样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枪口下。据《环球人物》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