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世界的实体书店经营者都感觉到了巨大的生存压力，而唱衰实体书店者亦不乏其人。一面是网络书店的折扣冲击，数字阅读的公然挑战；一面是经营成本的提高和读者的严重流失，“关门”“搬迁”“倒闭”这些倒霉的字眼儿和实体书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上个月底，美国第二大连锁书店运营商博德斯集团(Borders Group)递交了破产保护申请，并将关闭总共642家店面中的三分之一，公司的1.95万名雇员，将有大约6000人失去工作。
美国实体书店的遭遇，让我们联想到国内实体书店的命运，在北京，实体书店过得怎么样呢？我们选择了三家有代表性的实体书店一探究竟。
中关村图书大厦：
温馨“家庭书房”付出的代价
阳光点点，男女老幼安坐在小凳上，捧书静读。在中关村图书大厦总经理吴惟的眼中，这是世界上最美的画面，“每天看到这个场景，都觉得是最大的享受。”
座椅在国有书店是稀罕物，但中关村图书大厦在建立之初每层就设有像“长城”一样自然蜿蜒的座席。此后，随着读者的增多，每层的小凳子增加到100个，总共超过了400个。“我和一个读者聊天，他说他坐在小凳上，看完了金庸全集。”吴惟说。
大书店有着“家庭书房”一样的温馨，但作为中关村图书大厦的当家人，董事长孟凡洪感觉却依旧不轻松。近两年来，这家充满朝气的书店也像很多实体书店一样遇到了发展的难题，一直处于快速上升势头的销售额从前年开始放缓，徘徊在2亿元左右，很难再有突破。
“去年销售额达到2.18亿元，同比增长6.3%，算是有了起色。”孟凡洪略感欣慰地说，在当下，能持平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何况还有所增长。在他看来，图书同质化现象，部分读者向网络书店分流，年轻读者对手机阅读、数字阅读的追捧，种种原因都让书店经营面临巨大挑战。
从体贴入微的服务入手，拉近和读者的距离，孟凡洪说，这是中关村图书大厦的第一大事。实体书店、网络书店、电话购书“全体总动员”，其中网络书店依托实体店内经销的30余万个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品种，让读者充分享受到方便、快捷的购书体验，营销部经理刘艳说：“目前网络书店销售额已占整体销售的10%。”而热线电话购书，已让不少读者尝到图书半天之内送达的喜人滋味。
“我的书又多又乱，想看的书找不着，真盼着有个什么发明能让家里的书变得好找。”去年6月，孟凡洪在销售现场听到一位读者的抱怨。当年11月6日，Mybook家庭图书管理系统就在中关村图书大厦开业7周年纪念日面世了。副总经理赵瑞新说：“针对这套系统的调研、开会就有30次左右，平台测试也进行了多次，光是第一期开发就花费8万元。”
150名读者成为这套系统的首批免费使用者。赵瑞新说，系统开发还将继续进行下去，最终将成为一个大型的社交互动平台，书友们交换收藏、晒书评、网上购书的愿望都将实现。
细微的服务引来了115万名会员，除了课本、原版进口出版物之外，会员可享受8折优惠，仅此一项，书店每年就向读者让利上千万元。
这一切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营成本的居高不下，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反过来又给经营带来了新的困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孟凡洪只有向管理要效益。营销部经理刘艳说：“我们不仅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人都是一职多能。”她告诉记者，组织签售活动时，负责现场调度、联系相关人员、照相录像、负责投影设备、递麦克等，全是一个人负责。这家书店的门市更是对每个岗位都严格定编，没有一个富余人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专业柜组还各自评选出两名“专家式”营业员，为读者进行专业的、贴心的“人性化”购书服务，并根据客流随时调整员工的人数。
科学调配、精心管理效果明显，书店仅人力成本一项全年就节约260余万元。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中关村图书大厦现有员工262名，比标准配置节省48人，节省比率为16%。为了压缩成本，节约开支，刘艳指着座位旁的暖壶说：“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而像电梯在书店开门前5分钟启动；空调根据气温随时调整；员工不发笔，用笔自己带；收款台人员不发剪刀，自己买等等，没有员工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措施是很难实行的。
孟凡洪和他的同事们把这一切都看做是维护好这家书店应该付出的代价。
单向街书店：
将淡定传递给读者
“传说有沙发有文艺书有忧伤的女子，传说一踩就踩到诗人的脚，不会几门外语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的地方。”在网上，单向街书店一向有很高的知名度。
位于朝阳区蓝色港湾的单向街书店，门外休闲躺椅有几分慵懒，白色推车上露天陈列着一些杂志、书。进得书店，白色书架不高，蜿蜒延伸，书的分类很特别，也很随意，“知识分子”、“文化传统”、“文学 英国”、“帕慕克”、“加缪”等等。
“我们这里工资很低，只有1000多元，不管吃住，每天下班都10点半了，也没有公共汽车了，这些因素你考虑到了吗？”单向街书店店长王女士正在对独自来应聘的徐新芳说。徐新芳从中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她说，自己对单向街书店向往已久，这些都不是问题。
2009年7月，单向街从圆明园搬到了蓝色港湾。如今这家书店并非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得到了免3年房租的优惠。王女士说：“我们搬来后是以销售提成来抵房租，这部分大约是销售额的百分之十几。”除此之外，书店每月还要支付1万多元的物业费，并给10个员工支付工资。“开咖啡厅除了调节气氛，也是想补贴一下图书销售的微利，现在图书毛利大约是30%，咖啡大约能有50%左右。”
2005年11月，文化人许知远和他的13个朋友一起，以股份的形式创办了这家书店，几年下来，十几个人分别投入了十几万元，而许知远更是将其所写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好几本书的稿费全部投了进来，但直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得到经济回报。
“我觉得没有什么困境，就是有一点点着急。”王女士说，不想再让股东们往里投钱了，哪怕能打平也好。许知远和股东们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压力，他们本来没指望书店挣钱。这份淡定也最终通过书店传递给了读者。
读易洞书店：
图书没有条形码
东五环外万科青青家园读易洞书店，打字机、手风琴、显微镜、水平仪……在书店里，总会不经意发现一些古怪精灵的古旧玩意。
读易洞小黑板上写着几行粉笔字：“读易洞会员2011：预存八百，图书八折；预存五百，图书九折”，自公告今年初面世以来，已经有上百位读者成为会员。
已经晚上9点多了，这家小小的社区书店依然还有读者光顾，一位读者轻轻推门进来，安安静静地翻书，大约过了半个小时，3本装帧精美的书，被他选中——《明式家具二十年经眼录》、《希区柯克悬疑经典集》、《我读石涛画语录》。
早在2005年，房地产广告策划人邱小石和他的妻子阮从就在小区外买下店铺，开了这家100多平方米的小书店。随着书店的诞生，邱小石也生发出“邱氏理论”，他将开一家书店的成本与买一辆车进行了类比，并得出结论，在免去房租、员工工资的前提下，开一家书店和买一辆车每月的花费差不多。
“邱氏理论”得到了推广，阮从辞去了一家媒体的工作，邱小石同时还在自己开的公司里忙碌着，而读易洞成了名副其实的夫妻店。阮从一向低调，但她也不得不为自己感动：“我可以很骄傲地说，很多人干不了！”为到店的读者磨咖啡、端茶、给书掸灰、每周进书，读易洞没有雇佣一个员工，阮从事无巨细一人挑。
没有帮手，也因为店主的随性，这是一家没有财务登记、没有进书登记，书上也没有条形码的书店。直到现在阮从也不知道书店到底有多少书，到底挣了多少钱。她嘴里蹦出的都是模糊的数据。“几千册总有吧！”“书店肯定挣钱，到底挣了多少我也不清楚，反正指着它养家不行。”
“邱小石就是脑子里冒点子的人，堵都堵不住。”阮从这样评价丈夫。随着书店的成长，邱小石发现了图书顾问服务的新路，为家庭和单位配备书房图书，让这家小店多了进项。阮从回忆道，他们很偶然获得一次机会，为“香港马会”建立会员图书馆，邱小石为这间图书馆定下了“了解北京和中国最全的场所”的主题，最终，夫妻俩配备的图书得到了会员们的喜爱。
专家呼声
保护实体书店是保持文化多样的需要
中国艺术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黄玉蓉长期对实体书店进行跟踪研究，根据其研究成果发现，10年来，在网络书店和数字出版的双重夹击下，中国已有近五成实体书店关闭。她认为，对实体书店实行保护，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需要，也是提升地区形象、营造书香社会的需要。记者就此对黄玉蓉进行了独家专访。
尽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
记者：业内人士普遍反映，目前对实体书店冲击最大的是网络书店的折扣战，对此，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黄玉蓉：去年1月8日，中国出版发行协会等发布《图书公平交易规则》，但时隔不到8个月，最具争议的“促销”一章完全删除，“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等规定也被废止。回过头来看，图书价格是应该限定，但不应由行业协会限定，这里面牵涉复杂的法律问题、重大的企业切身利益问题，当然不应由行业协会来牵头，而应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或者由政府部门出台政策来约束。
科学定价图书
记者：在采访中，有不少书商和读者反映，更需要规范的，其实是图书的定价，而不是折扣，对此你怎么看？
黄玉蓉：“高定价低折扣”现象严重扰乱了图书市场，让读者对图书的盈利模式和价格空间产生怀疑。目前我国图书大部分是按印张成本定价，以图书的单位成本为基础，加上一定比例的预期收益来确定图书单价，此方法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图书生产管理；另一种定价方法是目标收益定价法，即单位图书商品价格=（总成本+目标收益额）/预期销量。这方面，国外有些出版社的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根据图书类型分开定价，尽量使书价定得合理等。
建立民营书店补贴制度
记者：房租昂贵一直是困扰民营书店生存的难题，你觉得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黄玉蓉：我认为，政府有必要出台针对民营书店的优惠措施：比如提供闲置或经改造的政府物业，为其设定相对低廉的租金水平；或者直接实行租金补贴制度。总之，书店租金不能与其它利润率高、所需空间相对小的商铺同等价位。
域外传真
二手书店走红日本
本报驻东京记者 张莉
在书业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一家名为BOOK·OFF的二手书店却凭借其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理念在近20年迅速发展壮大，跻身日本书店业十强，创造了日本书业的奇迹。
BOOK·OFF的1号直营店成立于1990年5月，创始人坂本孝经营二手乐器出身。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处于泡沫经济破灭初期，车站上到处可见上班族和学生看完随手丢弃的漫画和口袋书。而市场上的二手书都是按斤出售，人们宁愿把书丢在电车站或作为垃圾处理，也不想费事拿去卖。
坂本孝从这里看到了商机。他颠覆了传统的二手书收购方式，以高于二手书市价格数十倍的价格按本收购。他把收购的书分为A、B、C三个等级：看起来近似新书，可直接出售的列为A级，按原价10%的价格收购，买入后再以原价50%的价格出售；如有轻微破损和污渍，稍加处理可以等同于A级的，列为B级，收购价比A级少一些；如有清除不掉的污渍或涂写，就列为C级，每本约10日元。
由于大大提高了二手书的收购价格，BOOK·OFF的知名度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如今，一年销售2亿本图书，其中85%是卖书人主动联系的。据BOOK·OFF公司介绍，去年财政年度集团营业额已达710亿日元，净利润达13亿日元。
记者站附近就有一家BOOK·OFF书店，这里人气很旺。书店共三层，一层是文库书、新书和杂志，二层是商用书、文学书、实用书和漫画书，三层销售CD、VCD和游戏。店内装潢和摆放与普通书店基本没有差别。在书店的一楼和二楼，标价105日元的图书占了卖场大半。记者买了两本书，一本是目前仍在热销的超级畅销书《国家的品格》，原价680日元，封面比较整洁，但书内留有原主人的“墨宝”，售价为105日元。另一本是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2010年7月出版的新书《日本政治的禁区》，基本和新书无异，原定价1600日元，店内售价为850日元。
虽然BOOK·OFF以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理念令其生意红火，但日本图书界对这种经营模式却深感担忧。首先是作者强烈不满。因为作者只能收取新书的版税，而二手书无论销量增加多少，作者的钱袋都不会增加一分钱。据统计，目前，二手书的销售量约占日本整个图书市场份额的20%，失去了这部分份额，作者等于失去了20%的版税收入。其次是出版社和传统一手书店深受冲击。BOOK·OFF的低价图书抢占了他们的市场份额。据报道，讲谈社和小学馆等大型出版社已要求政府主管部门修改著作权法，力图从BOOK·OFF这样的二手书店收回部分权益，以促进新书的销量。本版摄影/李继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