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伦斯：我不想把我的收藏留给继承人
上月，香港蘇富比向媒体发布消息，在4月5日举槌的2011年春季拍卖中将推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包括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2月12日，《艺术新闻报》报道，盖伊·尤伦斯表示，无意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留给后人，正在寻找长期合作伙伴托管……一时间，关于尤伦斯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结束UCCA、撤出中国的各种消息与猜测，成为春节以来关注度最高、讨论最为热烈的艺术话题。
20多年前，古董经纪人吴尔鹿在北京和朋友们一起吃饭，他为朋友们带来一位50多岁的外国人。朋友们跟吴尔鹿开玩笑说：“这是你来自新疆的表亲吗？”完全不懂中文的“表亲”在吴尔鹿指引下，对中国古代书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古典书法、绘画和艺术史的认识逐渐加深，并开始收藏中国古董、油画，后来扩展至当时并不被重视的中国当代艺术。
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在中国当代艺术炙手可热之前，“表亲”早已将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早期的珍贵作品汇集起来，形成千余件的规模，一度被称作“收藏中国当代艺术最多的人”。
2005年，经过一番角逐，古根海姆基金会错失了在北京798艺术区开设“分店”的机遇，他们原本感兴趣的一座建筑被打造成国内顶级的当代艺术中心。尤伦斯艺术中心便是以这位“表亲”盖伊·尤伦斯的姓氏命名。尤伦斯既是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藏家，更是中国大陆建造的第一座独立的非营利性当代艺术中心的创始人。
2009年，曾被尤伦斯收购的陈逸飞代表作《踱步》、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和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等一大批珍贵中国艺术品相继在拍卖市场出现。其中，吴彬《十八应真图》以超过1.69亿元的价格，至今保持着中国书画的最高成交纪录。
先前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盖伊·尤伦斯曾打趣说：“现在我肯定不会被介绍为维吾尔族表亲了。”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看作艺术市场的风向标。
上个月，香港蘇富比向媒体发布消息，在4月5日举槌的2011年春季拍卖中将推出“尤伦斯重要当代中国艺术收藏：破晓——当代中国艺术的追本溯源”，包括106件中国当代艺术代表作，总估价为1-1.3亿港元。2月12日，《艺术新闻报》(The Art Newspaper)报道，盖伊·尤伦斯表示，无意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留给后人，正在寻找长期合作伙伴托管，且不在乎是否继续使用“尤伦斯”署名。而就艺术品的收藏兴趣而言，尤伦斯已转向印度年轻艺术家的作品，不会再收藏中国艺术。一时间，关于尤伦斯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结束UCCA、撤出中国的各种消息与猜测，成为春节以来关注度最高、讨论最为热烈的艺术话题。
“抛售”中国当代艺术品？
76岁的盖伊·尤伦斯已是白发苍苍，背有些驼，步履蹒跚。他衰老得很快，只有眼神依然机警。“我每年要坐400-500小时的飞机，坐500-700小时的车，这是我的工作。现在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可以用iPad随时随地上网写邮件了。”
早在四五年前，尤伦斯就和他的专家团队一起对自己的藏品进行了评估，并决定卖掉不再适合收藏的作品。“一件藏品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有时候它来了，有时候又走了，而作为一个藏家的素质就体现在如何让自己的藏品在质量上有所提高。”他笑着对记者说。
2007年，尤伦斯就开始出售自己的藏品。第一批便是在蘇富比伦敦拍卖会上呈现的英国绘画大师透纳的14件作品，估价1500万英镑。在这之后，尤伦斯便开始为宋徽宗《写生珍禽图》等重要中国书画作品寻找买家。北京保利和另外一家重要拍卖公司展开了对这批藏品的角逐。对此，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北京保利承诺在拍卖之前便付给尤伦斯一大笔费用，并最终得到了拍卖尤伦斯藏品的机会。接受记者专访时，尤伦斯坦然地说：“这是拍卖界的一个惯例。如果你去拍卖行，无论是哪一家，如果你带来的是顶级艺术品，他们就会给你现金，这就是担保，在美国也是一样。当你有和我一样多的事情需要顾及的时候，你处理起来就会变得比较灵活，不用在乎那么多的规矩和要求，而是推动事情向前发展。”
过去两年间，尤伦斯在北京的拍卖会上分批卖出了自己的藏品，既包括宋徽宗、曾巩、夏昶等人的书画，也包括陈逸飞等艺术家的油画。这些拍品屡次创造中国艺术品拍卖新纪录，总成交额近6亿元。
“尤伦斯的这个收藏专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追根溯源，可以体现早期中国当代艺术的风貌。这其中有7件作品曾参加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这些作品以前我们只能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上看到，可以说是博物馆级的藏品，”香港蘇富比当代艺术部主管林家如说，“这是蘇富比举行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以来，最为重要的一个私人收藏。”
而就艺术市场而言，早期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因其稀缺性，早已是一画难求。在分批出售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时，尤伦斯和蘇富比首先选择了最受市场关注的部分，并以低价策略吸引买家。张晓刚1988年的作品《生生息息之爱》是艺术家早期最为重要的代表作，曾参加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估价仅为2500-3000万港元。在北京匡时拍卖副总经理尤永看来，这件作品的落槌价至少会在七八千万，买家很可能来自中国大陆。
上海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在过去两年间，曾花费20亿元买进中国艺术品，其中不少就来自尤伦斯收藏。包括宋徽宗《写生珍禽图》(6171.2万元成交)、吴彬《十八应真图》(1.69亿元成交)、曾巩《局事帖》(1.08亿元成交)以及陈逸飞的《踱步》(4043.2万元成交)等。印尼藏家余德耀在2010年秋季拍卖中，则以5218万港元买下张晓刚的《一个共和国的诞生2号》，创造张晓刚个人作品拍卖纪录。凑巧的是，刘益谦、王薇夫妇和余德耀都在上海筹划建造私人美术馆，而有民生银行背景的民生现代艺术馆已开馆一周年。林家如坦言，国内很多收藏家正在建造私人美术馆，尤伦斯的这些藏品绝对适合进入美术馆。尤永则预测，王薇、余德耀、民生系藏家都会成为有力的竞争者，最后将其收入囊中的买家或许会出人意料。
在林家如看来，欧美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已经超过十年时间，中国收藏家则刚刚参与这个市场。“就收藏而言，十多年的周期不算短，谈不上抛售，尤伦斯对中国当代的贡献不可忽略。”
提及对自己藏品出售，尤伦斯告诉记者：“我已经76岁了，我有4个孩子、13个孙子、两个曾孙。我不想把我的收藏留给我的继承人，因为这样太复杂了，我需要找寻一种方式去让我的收藏继续保持生命力。”在尤伦斯看来，他已经到了必须要找合适的人接手自己收藏的年龄，在他的继承人中并没有找到人选。
曾经管理过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就中国当代艺术部分来说，尤伦斯一直在寻找可以整体收购的下家，但没有找到。于是，他选择将这些作品分批拍卖。对于自己这部分藏品的数量，尤伦斯说多达千余件，香港蘇富比即将拍卖的106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北京一家拍卖公司的负责人表示：“7年前我见到他时，他就说这些当代艺术作品他会亲自处理，并希望最终回到中国人手中。和众多西方收藏家一样，尤伦斯希望自己在世时把藏品用拍卖的方式转让，这是他处理自己财产的一种方式。”
也有人将尤伦斯出售藏品看作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转折点。批评家朱其将尤伦斯和英国藏家萨奇抛售中国艺术品联系起来，并称“欧美艺术投资人对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失去信心”。他认为，中国艺术市场的资本炒作及缺乏学术体系的支撑，是尤伦斯决意退出的重要原因。中国艺术家近年来批量生产、艺术日益平庸等都让西方藏家感到失望。
尤永则认为，尤伦斯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将给市场注入一支兴奋剂：“西方藏家最终都是浮云，还对西方收藏体系抱有幻想的人应该清醒了，本土才是立足的根本。”
撤出中国？
“UCCA一直维持旺盛的生命力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如何合理地打造建筑，赋予其适合的概念，如何管理它，如何找到适合的管理人才，如何创造团队精神等等，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并不觉得累，反而现在觉得特别的满意。”在尤伦斯眼中，UCCA像是他偏袒的幼子。
“我希望把UCCA发展为像MoMA、泰特和古根海姆一样的世界级艺术中心，有着同样的高品质的艺术家、展览呈现方式，乃至灯光、搭建等。同时，我也想让未来的UCCA越来越中国化。”尤伦斯有着这样的雄心抱负。
但是，索卡艺术中心董事长萧富元透露，作为中国大陆首家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创办人，尤伦斯在中国遭遇不少挫折。据了解，从2005年开始，到2013年的8年间，UCCA每年的租金就要近千万元。租金没有因为其非营利的性质而打折，在改造施工的两年中反而也要照付。尤伦斯按照国际级美术馆的标准打造UCCA，每年也需要巨大的运营费用。有业内人士表示，UCCA存在三年多，本身已经是奇迹了。
“虽然前期运营我投入了很多，目前，UCCA正在朝良性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尤伦斯一直在尝试让UCCA实现自给自足的运营方式。“如果UCCA离开你的资助，可以独立运转下去吗？”对于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尤伦斯回答：“恐怕现在还不行，如果明天我不在了，UCCA就很难支撑了。”说这话时，他的笑容虽然坦诚，却有一丝无奈。
“UCCA需要一些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同样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推广。”尤伦斯一直在寻找合作伙伴，他希望：“合作伙伴和我们秉承着同样的理念，能够最大程度上尊重策展人的想法，这样策展人的策展过程就是独立、自主的。我给UCCA的工作团队完全的自由，所以展览的质量节节高升。对于运营一个美术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一旦你干涉了这个过程，展览的质量就会下降了。”
在2月12日《艺术新闻报》的报道中，提到尤伦斯有意将UCCA转交长期合作伙伴管理，对于UCCA是否继续以尤伦斯冠名他也并不介意。对于这一说法，尤伦斯本人并没有正面回应。在此之后的很多天里，UCCA的公关总监李沐颐每天都要接到数不清的询问电话，她一般会简明扼要地回应：“尤伦斯先生不会离开”。
李沐颐说：“尤伦斯先生是要寻找中国本土的机构来合作。因为外资背景，即便是非营利模式的艺术机构，也很难获得非营利机构许可，支出和税收等都和企业一样。更重要的是，给UCCA提供赞助的企业也不能通过赞助艺术活动而获得税收上的优惠。也许找到了中国背景的合作伙伴，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决。”
UCCA是北京798艺术区内唯一收费的艺术机构，门票并没有阻碍参观者的脚步，这里同样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地方。在过去三年多里，靠尤伦斯大把贴钱的UCCA，还需要向政府交税。只有寻找中国的合作机构，才有可能通过非营利机构认证，这是UCCA必须突破的瓶颈。
事实上，2010年，UCCA已经找到了展览赞助商，LVMH、BLOOMBERG和SMART分别为UCCA提供了大展赞助、青年艺术家展览赞助和公共文化教育活动的赞助，加上推行的会员制与展厅收费策略的调整，与2009年相比，2010年UCCA的实际支出降低了近三分之一。
尤伦斯的父亲曾是驻中国的外交官，负责由比利时承建的中国铁路项目，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完成学业以后，尤伦斯开始经营家族生意，并在多次往返中国的过程中购买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 他在瑞士注册的尤伦斯基金会赞助了法国里昂当代美术馆和广东美术馆共同举办的“里里外外”展，对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紧急地带”主题展和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中国馆提供了资助。
对于尤伦斯纯粹是为了逐利而建立艺术中心的说法，民生现代美术馆馆长周铁海并不认同：“在UCCA举办的各种展览中，他本人的藏品所占的比例很小，不能说这个艺术中心是因他的出货而作学术上的配合。尤伦斯一开始的确还是想在中国开创局面的。”
策展人吕澎也在微博上为尤伦斯鸣不平。“政策、体制上的不关心、不支持早就让善意的尤伦斯很伤心了，UCCA的困境说明我们的艺术生态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
2013年，UCCA为期8年的租约即将到期。无论是媒体的误读还是尤伦斯本人确实有撤出中国的意愿，希望在未来，中国大陆第一个非营利性当代艺术中心不会仅仅存在于传说中。
以下是稍早的时候本报记者对尤伦斯的专访。
B=外滩画报
G=盖·尤伦斯(Gay Ullens)
B：在经过了几十年的收藏之后，你先后将透纳作品以及一部分中国艺术品拿到艺术市场拍卖，这是为什么？
G：我已经77岁了，我有4个孩子、13个孙子、两个曾孙。我不想把我的收藏留给我的继承人，因为这样会太复杂了。所以我需要找寻一种方式去让我的收藏继续保持生命力。
一旦建立起自己的收藏或者美术馆，在我这个年龄就必须去找到合适的人接手这份事业。所以这是我要做的，我希望找到合适的人去好好地管理和保护这些藏品。
另外一个原因是管理藏品并不是一件易事。你可能不知道，有时候艺术家用的颜料可能并不是最好的，所以如果想让这些藏品保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需要快速地把它们维护起来。所以储藏空间空气要适宜，不能太潮湿，温度也不能太高，而且需要定期对藏品进行维护。
B：几年前，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在中国开设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
G：从我自己的个性来看 ，我很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这个性格特质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连医生都说我“太疯狂了”。运营一个艺术机构并不是我的乐趣所在，我更喜欢做的是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尝试着让它良好地运营下去。当它良好地运转之后就不需要我了，而我就可以转向其他新项目了，比如我已经开始了一个新项目：给贫穷的人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在未来5年里，你会发现我在从事和亚洲教育事业相关的一些工作。比如我们有一个“米米基金”，致力于减轻癌症病人经历化学治疗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活，我的太太在忙于这个基金会的工作。同样的，我们还有一个致力于尼泊尔的教育基金会。
B：在过去两年中，你先后提供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等一大批中国艺术品上拍。《写生珍禽图》的成交价格是6000多万元，而《十八应真图》卖出了1.69亿元。相对而言，你对《写生珍禽图》的价格满意吗？
G：这是一个我没有办法影响到的事实。《写生珍禽图》上拍时，大家都对这个市场很紧张，没有给出太高的价格，半年之后《十八应真图》却取得了1.69亿元的成交纪录。这其实是艺术市场上很典型的情况，价格起伏不定。而我作为一个藏家，不会对单个藏品的拍卖价格很敏感，真正敏感的地方是我要失去这件藏品了，这个感觉会很痛苦。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收藏家，我们就是处在整个链条之中。所以希望下一个收藏者能够继续好好保护这些艺术品，若干年后让这些艺术品还能存在于中国的文明史之中。我之所以将部分作品拿出来拍卖，是为了让我的收藏继续保持它们的生命力，这样价格对于我来说就一点也不重要了。其实拍卖时我给出了很低的价格，但是市场的回馈很好，我希望它们最终回归于中国。
在西方，每个人都想拥有艺术。所以人们一早醒来的时候，就能看到最好的艺术作品。但是，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形成这样的概念，这种情况会不会改变，我不知道。但是你们(媒体)对此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你们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教育普及者。
B：上海的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先后买入了陈逸飞《踱步》、宋徽宗《写生珍禽图》、吴彬《十八应真图》等出自你的收藏的重要艺术品，你对他们了解吗？
G：我个人和他们并不相熟，所以很难对他们作任何评价。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很棒的收藏家和艺术爱好者，而且这个队伍会越来越壮大。尤伦斯基金会有大量的中国艺术藏品，包括古代绘画、当代艺术品等。我不想把我的藏品留给我的子孙。我希望我所珍藏的近2000件高质量的艺术品能回到中国，这是我的初衷。我的首选是中国政府，然后是国立美术馆，之后是中国的大收藏家，最后才是那些知名的国外美术馆。
B：在你的收藏中，有不少当红一线艺术家的早期作品。对于这些一线艺术家的创作现状，很多人表示不满，但更年轻的一辈暂时也没能脱颖而出。你怎么看中国艺术家的创造力？
G：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问题。我喜欢的艺术家有杨福东，对我来说，他展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旧上海，没有外国人，没有声音，他用的是黑白电影，但是图像却非常美，还可以听到电影放映机“咔嗒咔嗒”运转的声音。另一组我喜欢的艺术家就是孙原和彭禹。他们用一个大机器制造出了一个巨大的烟圈，非常有创意。
当你拿西方的现状和中国的现状做比较时就会发现，中国是在世界之巅的。西方的艺术中传递出一种感伤，但是从这些年轻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幽默感，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但是，往往要通过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才可以真正懂得去欣赏其中的美。毕加索的作品在当时就无人问津。直到1937年，第一幅毕加索重要作品才被一个法国人买下来。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状况。
B：人们总会将你出售藏品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经营困局联系起来。
G：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运营是我在中国的重中之重。刚开始确实很辛苦，从建筑，到人员的挑选。现在我们有了一个高素质的团队，有非常专业的人员来筹备新的展览。在管理层上，馆长杰罗姆·桑斯差不多20年前就开始在巴黎展示中国艺术了。
未来的5年里，我希望UCCA能更加中国化、本土化，目前也正在向着这个方向一步步迈进。同时也有越来越多国际知名艺术家来UCCA做展览。像奥拉维尔·埃利亚松，他对展览的要求非常严格，我们达到了他的各种标准，最终成就了“感觉即真实”这个展览，从这点来说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褒奖。而且来UCCA参观的观众也越来越多，夏季时每个月的参观人数都超过5万人。我对UCCA的现状感到非常开心。
B：你一直不曾透露对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究竟投入了多少资金，现在来看，如果你不再投资，它可以自给自足吗？
G：虽然UCCA的前期运营我投入了很多，但是目前，UCCA正在朝良性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好的成绩，开始有中国的赞助商慢慢进来。
对于中国社会来讲，我们的愿望是能够把原来只能在奥运会或者世博会上才能看到的当代艺术在美术馆中进行展示。这一点上我们做到了。
中国人不可能不了解这一代的艺术家，因为这些艺术家已经是世界级的了。他们非常棒。你采访过佩斯画廊的负责人Arne Glimcher，他应该会告诉你中国的艺术家有多出色。我最初买他们的作品是因为爱好，并且以一种专业的方式去推广他们。
没有几家美术馆是赚钱的，它们大多是靠赞助商、朋友、门票收入支持的。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美术馆可以存活下去，而不是靠它去赚钱。
文/李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