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匾额：生而为治国

　　匾额，并不是寻常的艺术品。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始，匾额就成为治理国家的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制度颁行。对此，秦始皇巡游会稽石刻有明文记载：“秦圣临朝，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对于如何“显陈旧章”则有如下文字：“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这段文字，既表明了秦始皇的治国理念，也确立了匾额在治国当中的地位与使命。

　　匾额的应用，作为国家制度，以“标识名称”和“宣扬教化”为主要功用，行匡正社会政治秩序和伦理道德规范的作用，治理国家之效能，自秦始皇至清历经百代相沿不易，成为国之永制。匾额的应用，在隋唐之前只用于官方，及至晚唐才允许民间使用。在漫长的岁月中，匾额形成了官方匾额与民间匾额两大体系。官方匾额体系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标识着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是非观。匾额为巩固国家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传播文化道德发挥了巨大作用，历史证明了匾额生而为治国。

　　匾额，这一艺术形式得以千古传承，作为国家制度是重要方面，匾额自身形成的艺术美和巨大的彰显性，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寓治国理念和方略于艺术之中，这是古人的发明。

　　匾额，以简约的文字、深厚的内涵、优秀的书法、悦目的漆饰集于一身，高悬于门首与建筑相得益彰，融为一体，呈现出一种端庄厚重之大美。这种大美，使人过目难忘，铭刻于心，达到了治国效果。

　　说匾额生而为治国，在于匾额孕育形成的过程之中，就已融入了国家意志，已经具有了行使治国效能的内涵。匾额，从夏朝至战国历近千年形成，是古人治国理念与借鉴具体形式融合的结晶。在理念上有从古代“刊山表木，以定山川”国家标志演化而来的痕迹，也有受殷商天子铸钟鼎铭文的影响，在长方形及竖写文字上，则明显脱胎于竹简木牍，而这些都体现着国家意志。

　　而最重要的，是匾额产生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先秦“名学”。匾额的生成是以孔子“正名以正政”，“名正言顺”的名学思想为核心。孔子的“正名以正政”说，成为治国的重要理念。目的在于使社会各类事物有与其实相符之名，这其中包含着标识社会等级、贵贱尊卑和善与恶。这种“正名”之说也被后人引入到匾额形式之中。匾额长方形用以显其正，而必须悬于门首之额，也是取其正中之意，表示着正统、正宗、正气和正派。

　　匾额，这一至真之大美，也给当代人造成了误解。沉醉于美妙之中，忽略了匾额的原本意义和对它的研究。由于历史原因，国家机关不再以匾额作为标识形式，民间极少的匾额也多是用于装点厅堂，而最多则是商业标识，官方在匾额应用上的主导地位缺失了。正是这种状况，使匾额文化在理论研究上几乎还是空白，在匾额最基本的常识上依然存在着误区。

　　故宫，是宫廷匾额遗存最多的地方。由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避暑山庄三家合著的《清代宫廷匾牌联》一书前言中，将皇家匾额定位于：“宫廷中的匾牌联，是附属于宫殿建筑的室内外的装饰品的一种，属艺术范畴的观赏品，既可装饰美化环境，又可欣赏玩味”。还有众多的文章著作，将匾额称之为“文字小品”，“文字点缀”，“装饰小品”，更有甚者，将匾额归类于“竹木家具室内陈品”。在匾额的文化属性上，包括众多的民俗专家都将匾额定位于“民俗文化”，包括一些国家级博物馆也是同样的认识。这些认识，当以权威之言见诸于媒体报刊，其结果是误导读者，误导社会，将匾额的应用及匾额文化引向衰败。姚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