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运河仪征段已流淌1600多年，属江漕段（通过长江和大运河向京畿地区运输粮食和食盐的区段）最重要节点，不仅是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上的水利枢纽和交通枢纽，而且也是大运河古代最辉煌的港口和码头之一，是古代中国水利科技成就的见证地。从史料及现存地形地貌来看，古运河仪征段能反映古代通江运口水工技术的仅剩明代的四闸遗址，分别为河口闸、
本报记者 吕天璐
本报1月26日曾经以《江苏仪征大运河古闸遗址危急中》为题，报道了仪征2009年规划的“一河两岸”形象工程施工对运河和古闸造成极大破坏一事。在文管部门、有关专家和当地文保人士的积极干预下，该项工程一度暂停施工。近日，一直热衷于古运河遗址保护的仪征文保志愿者彭毅等人再度致电本报，告知“一河两岸”工程再度开始施工。
古闸将在几天内消失
根据一份彭毅出示的大运河真州复闸地图，仪征目前正在施工的“一河两岸”景观工程，不但将原始堤岸、环流侧向排砂弯道严重损毁，而且闸河将被新河切成几段，新、老河交织在一起，闸与闸完全失去联系。这样一来，古闸河道的走向将再也搞不清楚。并且，二期景观工程极有可能吞噬幸存古闸河道的大部分。据彭毅介绍，现有的“一河两岸”工程已经破坏了一部分古闸的水利设施。今年春节前，通济闸北边的河道已经完工，而从3月8日开始，通济闸南堤也开始施工。彭毅在施工现场看到6台大型卡车以及3部挖掘机正在挖土和装运土方，他十分焦虑和担心，因为一旦南堤的土方取完，通济古闸将不复存在。
大运河古河道附近的村民大多了解些古闸的历史。他们说：“这一段河道里有两三个闸窝子（古代船闸），以前很深。大概40年前，我们用铁葫芦轮拔里面的木桩砌房子，下面一层铺的全是条石。条石都在1米左右长，45厘米左右宽，25厘米左右厚。条石下面是密密麻麻的木桩，每根长4米，直径20厘米左右。”而此次施工挖出的一些石头则被这些村民证实，和他们当年所见的石头是一样的。
一直关注古闸遗址的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闻知此事，立刻派了两个学生到施工现场取了石样并送去检测。
没有名分，保护很难
去年12月20日，通济闸北堤土方施工现场曾经挖出了通济闸水闸中的摆首石，12月21日之后，挖土机又在河口闸附近扒出船闸石料和古断木桩，石料上还有白色粘合剂（石灰和糯米）。今年1月13日，通济闸边的施工现场再度挖出一些和古代水利设施相关的石头。今年3月8日，通济闸南堤又再度挖出水闸中的摆首石。
今年2月9日，江苏省文物局相关人士协同朱光亚和东南大学另一位老师专门来到施工现场考察，并给出了专家意见。专家们要求调整“一河两岸”工程配套的五星级酒店工程。朱光亚教授说，当时，仪征方面也态度坚决地表示了要对酒店工程进行调整，并同意组织一次专家讨论会，商讨调整方案。
然而，3月8日，通济闸南堤的施工还是开始了。闻知此事，朱光亚立即致电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简称扬州申遗办）顾局长。朱光亚表示，根据现在出土的砖石样本，虽然尚不能确定此闸就是真州古闸，但可以肯定的是古河道和闸口至少是明代所建。而宋代真州古闸可能就在附近或者在此明代古闸的下面，由于埋藏较深，需经考古勘察才能确定具体位置。而如果不对古闸实施保护，假定明代古闸下面真有宋代古闸的遗址，那么必定会被毁灭殆尽。
由于2008年有关部门制定扬州市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时，古闸口还未被发现，仪征第三次文物普查也没有将其登记在案，这给现在的保护工作增加了实施难度。
因此，朱光亚一直在与江苏省文物局方面沟通，希望立即组织一次专家讨论会，对于仪征古运河的地位和古闸保护进行多层次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落实古闸的“名分”。
大运河保护进展缓慢
对于目前古闸遭受的破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大运河保护规划》的牵头负责人张廷晧认为，当务之急应该先做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让事实来论证历史。如果在考古过程中找到了闸基和闸座遗存，那对大运河申遗将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刘庆柱递交了一份关于大运河保护的提案。他认为，目前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一方面，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充分认识到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的重要意义，导致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工作进展缓慢，保护资金匮乏，蓄意破坏或拆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大运河文化遗产的安全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另一方面，更突出的问题是一些部门不愿意将一些重要的大运河河段列入预备名单进行保护，从而导致申遗点段支离破碎，无法体现大运河的整体价值。上述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将会对大运河申遗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申遗工作失败。他因此建议，国务院应协调有关部门和省市，以全力推进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根本目标，以保证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前提，加快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和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编制、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遴选等重点工作，并由国务院尽快颁布实施大运河总体规划和条例，为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至关重要的法律依据，尽快改变目前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各自为政”的局面，使申遗得到组织上的保障。
目前，仪征古运河道已经被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正在编制的《大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总体规划》列入增补保护对象。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规划》尚未公布，地方政府很可能以此为由对古闸保护不予理睬。
截至本刊发稿之时，通济闸南堤挖出的土方和石头越来越多，为了防止文物贩子取走石方和条石，彭毅等文保志愿者一直想方设法在工地看守。但他们知道，还能这样坚持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