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书》封面上选用了偶像鲍勃·迪伦一首歌的歌词。
马世芳，被朋友称为台湾首席文艺青年。上周日，他在时尚廊书店和北京著名DJ张有待来了一场“彼时苍老，如今年轻”的对话，同时带着他的新书《昨日书》和读者见面。“我彼时是那样的苍老，如今我却更年轻了。”鲍勃·迪伦的歌词，用在他们身上，再贴切不过，他们借助电台节目推荐音乐，可以帮我们找回些许错失的青春。下个月，鲍勃·迪伦将在北京开演唱会，我们的采访，就从鲍勃·迪伦开始。
谈偶像
鲍勃·迪伦是个巨大的象征
新京报：鲍勃·迪伦亚洲巡演已敲定，在中国安排了台湾、北京、上海、香港四战，这次你一定不会错过吧。
马世芳：那是当然，鲍勃·迪伦是我偶像。2011年5月，他将满70岁。他老了，那些和他的第一批唱片一起成长的听众，我的长辈们，也都老了。鲍勃·迪伦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一个深奥的符号，这名字简直像一桩地质学的事件。许多我的长辈，可能直到他来开演唱会的消息确定了，才意识到这个名字竟然还在地球表面走动、还在到处演唱，而许多他的同代和后生，都早已变成了故纸堆上一帧帧漫漶的照片，一串串等待被引述的名词。
我想跟我的长辈们说：去看看他吧。看看一个唱了五十年的人，夜复一夜继续在舞台上创造、毁灭、重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值得亲睹的壮举。对他来说，巡演、歌唱，或许就跟喝水睡觉一样，已经化入生命的本能。试问还有哪一位七十岁的歌手，能够持续带给我们这样的惊奇？这个老人的歌仍然生猛地“活在当下”，他并不惧于夜夜面对自己早已坏毁的远去的青春。
谈新书
书名灵感源自Yesterday
新京报：上一本书谈的都是音乐，这回好像不光是在谈音乐了？新书在写作上有什么变化？
马世芳：《昨日书》的前半本是音乐，后半本不是音乐。至于变化，恐怕得让我的读者告诉我了。写文章的写法当然是要求变化，如果读者能感觉到一点不一样，我会挺高兴的，但是里面也会有一些以前写过的人物，比如披头士、鲍勃·迪伦，但是换了不一样的写法和内容。
新京报：为什么是《昨日书》？
马世芳：很多朋友问我是不是跟罗大佑的《昨日遗书》有关系，是不是向罗大佑致敬，这样想也不错。我在台湾的编辑叶美瑶跟我一块儿想书名的时候，她想到小时候听广播会听到一些古老的西洋的流行歌曲，比如披头士的Yesterday，从这首歌名我们顺着想到《昨日书》，有一个后设的趣味，似乎还不错。
谈文艺
刺激的台湾昨日文艺氛围
新京报：这本书的责编叶美瑶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书里涉及的你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20年前的台湾文艺时代，那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马世芳：20年前差不多就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我才19岁，美瑶20岁，她是台大外文系，我是中文系。我们常常在文学院的地下室里进行很多文艺活动，地下室里很多蚊子，夏天得点蚊香，空气也不好，但是年轻人哪会在乎这些呢？
那个时候台湾经济状况很好，很多出资方未必在意一定要挣大钱，而是想做点有趣的事情，电影、唱片、电视等，都把排场做得很大。年轻人最多的就是时间和好奇心，我们去看那个时候的金马影展。金马影展票不一定买得到，有什么就买什么，有的导演也没听过，最后一看是个南斯拉夫片，2小时47分钟，所有人在里面全部睡翻，但是醒过来还是要记住这个导演名字怎么念。那个时候没有盗版碟，只有录影带，在重庆南街马可波罗面包店的外面，也有沙龙观影会，看完组织小型讨论会。
新京报：就像当年北京听打口带的年代。
马世芳：对，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现在网络发达起来，影展也多了，东西一旦多了就不稀罕了，感情的浓度也变了。可那时候所有事情看起来都是新的，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是最好的还是最坏的，但是总知道未来还有很多的可能。所以那是一个比较勇敢去做一些荒唐的梦，去实现一些荒唐理想或者想象的时代，比较有这样的傻劲儿。
谈当下
往前看，都觉得上个时代有滋味儿
新京报：那么现在台湾如何？
马世芳：我自己感觉这个能量大概烧了十来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烧得差不多了。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就我自己粗浅的感觉，的确很难有那样的傻劲儿去做梦，他们要为衣食烦恼，还清自己的大学的贷款，年轻人不敢生小孩，因为养不起。但我也不觉得现在就不精彩，每个时代往前看，都觉得上个时代比我们过得有滋味儿。
新京报：你刚好处在一个中间位置，你之前的一代经历经济起飞的时候是正当年，你之后的一代则要辛苦很多。
马世芳：我往后看80后、90后，他们面对的社会和困难和我们的确不一样。有时候往上看，父母辈、叔叔阿姨辈，会觉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占了比较多的便宜，他们经历了台湾经济起飞的最好时代。在70年代，他们赶上台湾媒体发展，经济条件更好，在文化产业，他们发挥了很好的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延续非常非常久。到了我们这一辈，我们这一代人等了很久卡不到位子，80后就要上来了，我们就快变成被革命的一代了。往前看往后看，我们这一代还是有我们这一代的条件跟好处，虽然未必有上个时代机会那么多。
新京报：就像你在《昨日书》的后记里也写到，你们这辈人真的进入中年了。
马世芳：最近跟朋友聊，也常提到这个感觉。在25岁到40岁这个阶段经历很多辛苦，成家、事业、工作上各种各样的辛苦和困难，面对大环境的转变。但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不管过得好不好，好歹活出自己的风格了。所以，早10年我们可能还会觉得有点委屈，没有好的资源、条件，但到了现在，也不能再这样说话了，毕竟不是刚进入社会了。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修台大外文系的课，有个黄老师一边喝酒一边上课，他对我们晓以大义，他说，你们这一代人20世纪结束之前没有混出名堂，就不要混了。那时觉得还早着呢，但到了那个时间，觉得老师说得没错。
新京报：但是就像你说的，时代真的不一样了，那种能量也烧得差不多了。
马世芳：张大春那个时代，一个文学杂志编辑可以很有影响力，可以提拔很多年轻作者，我觉得现在大陆还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台湾这样的可能性我几乎没有看到。文学编辑很辛苦，待遇很微薄。以前得一个文学奖，全部人都会注意，会有机会跟文坛前辈有更多来往。现在台湾文学奖很多，但是几乎没人在意谁得奖，影响力今非昔比。
我们那时候，每天关心《中国时报》、《联合报》副刊登了谁的文章，现在也不一样了。骆以军以外的作家大陆读者都不熟，比如李佳颖的文字好极了，童伟格也不错。在台湾出书不难，比出唱片容易多了，你出了书也不代表什么，要耐住寂寞，对于创作者来说，可能回到六七十年代更荒芜的状态，也许也可以耐心写一些东西。而我们这一辈谨小慎微，摸着石头过河，我也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好的中介者。
谈写作
大陆青年写作比较重口味
新京报：你认为20年前的台湾文艺氛围和现在的大陆很像？
马世芳：我从网上体会到的气氛，的确很像，大陆在上世纪80年代，开放后的风潮，天真、义无反顾，和台湾70年代有点像，最近这10年，大陆这边迅速成长，机会变多，某些地方跟我们20年前，有一点点类似，尤其在文艺方面。
新京报：但是你又觉得，在网络上看大陆青年写的东西，又会有怪怪的感觉，这是为什么？
马世芳：我观察到的是，大陆年轻一代书写的某种状态是，好像比较急于把一些主题、对象，快快归纳出一套理论，总结出一句说法，快快用一句漂亮口号式的总结，去说明其实挺复杂的提问。问题是，在很多时候，我觉得没那么容易归纳，做结论太快，中间会有很多漏洞。也跟文字风格有关系，大陆作文风格有很多套语，台湾读者不熟悉，所以刚开始看觉得特别好，修辞非常漂亮，都是雄辩式的，可看得多了，发现有一种套路。慢慢感觉到，某些人好像要急着去用他的这一套，说明别人那套不对，我这个更对，或者我比你看得更透，我常常会看到这样的气氛，叫指点江山吧。也许这是两岸从小培养作文能力，教育方式不一样。
从纯粹就写作能力来说，我在豆瓣上感觉到的是，大陆青年写作能力是非常好的。台湾年轻人写作能力没有这么好。但是语言上呈某种革命气、雄辩式，有的时候，好像做饭料下得有点儿重。所以反过来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大陆读者读到台湾作者的东西会特别喜欢，平时口味重吃惯了，也吃一些青菜豆腐。但我还是不敢贸然下结论，我还是读到过大陆这边非常多好的文字。
本报记者 姜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