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报上重提北大旁听生的故事,不由得感慨万分。这一群被称作“边缘人”的旁听生,有的年过六旬,有的在北大、清华等大学旁听十来年,有的为求得精神自由,生活落魄,贫无立锥之地。这是大学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撑起了高校人文精神的小半边天。
前几年有消息称,北大拟限制非北大学生旁听,我还撰文为这群人“申诉”。理由是,允许旁听恰是北大乃至于大学的精神传统之一。北大在历史上出过许多旁听名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毛泽东(也有人称此说不确),他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并旁听课程。实际上,另一位早期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曾于1917年间在北大旁听。其他著名旁听生还包括沈从文、丁玲、柔石、孙伏园、成舍我等人。
蔡元培先生倡导“兼容并包”的精神,北大规定“各学系有缺额时,均得收旁听生”。说起来,这里所谓的旁听生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还有点不一样。其中,一部分旁听生是经过正式登记手续进来的,“旁听生和选科生优秀者还可以转为正式生,一样发给毕业文凭”(1921年后才不允许旁听生转为正式生);其他的才是什么手续也没有的旁听生。平民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救国理想的一部分,所以他主张“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希望人人都可以自由听讲。(载于《申报》邵飘萍对蔡元培的采访,转录自陈军著《北大之父蔡元培》一书)
关于在老北大旁听的故事,许多北大人都写过很精彩的回忆文章。由此可见,旁听不仅是北大的传统风气,还与北大精神息息相关。如今,由北大开风气之先的旁听传统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国内高校仍然流行,这一点颇让人感到欣慰。说实话,在大学越来越功利化的今天,有这么一群人不为文凭,不为名利,甘守寂寞,“潜伏”于大学课堂,实乃大学之幸。这说明,中国的读书传统不灭,至今薪火相传。不排除部分旁听生也有功利目的,但其中更有许多“安贫乐道”之人,和那些在校园里混日子、混文凭的大学生相比,他们显得尤为精神可贵;比起那些占着某某名校研究生之名,却从不到校上课的官员学生,这一群人的存在更是如同一座道德丰碑。
大学课堂允许旁听,其实还有知识共享这么一个内涵。大学允许自由听讲,就是要把知识传播给每一个渴望新知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讲,大学的旁听传统到今天不妨与时俱进,有所革新。借助互联网的便利,欧美一些名校早就把部分经典课程放到了网上,供全世界的人们自由下载、收看。近年来,许多欧美公开课还被热心志愿者翻译成中文字幕,为广大网民提供便利。有的网站还专门开设公开课频道,把这些经典课程整合在一起,以图广为传播。据悉,国内有高校也在做这一项工作,遗憾的是似乎收效甚微,没有发挥知识共享的效果。
据报道,这一群旁听生中有些人生活窘迫,看不到未来出路。应当说,这和他们的自我选择有关。但从求新知的角度而言,倘若国内名校能够秉承有教无类、知识共享的传统,拿出一部分资金,利用新技术搞好公开课开发工程,不仅可为旁听生减轻负担,更可让名校知识资源与全社会共享,将“无人不当学,无时不当学”的精神撒播到每一个角落。这何尝不是传播与延续大学精神的一个好方式。那时候,每个从中获取知识的人都可以说:我也是大学里的旁听生。
□魏英杰(杭州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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