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哲
李达是我党创始人之一，他的夫人王会悟，也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她一生功绩卓然，却从未担任过任何要职，繁花看遍从容淡定。顺水而来，随风而去，淡淡一个背影，融入了历史的烟雨。
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掀起高潮又功败垂成，这一年，王会悟呱呱坠地于乌镇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臣为人耿直严谨，是晚清的一名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6岁起就随父就读，在她的同窗中，有一位是后来成为大文豪的沈雁冰(茅盾)，而按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1916年，她考入湖州教会学校——湘郡女校。在湘郡女校求学时，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思想、新文化，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成了她最喜欢的杂志，她曾给陈独秀、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人写信，赞成采用白话文，拥护他们的革命主张。未曾想，陈独秀先生在百忙中给她回了信，夸奖她“胆子大”，勉励她“多读点书”，并欣喜地表示“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
1919年，这是她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到了上海后，在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这是她真正从事妇女解放工作的开始，而不久后，她又在这里邂逅了她的人生伴侣。
“五四”期间，青年运动风起云涌，各地青年广泛交流。当时，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交流思想，与“女联”经常来往，也与王会悟在工作中相识。在接触中，李达坚定的革命信仰和渊博的知识，让王会悟敬佩不已。1920年下半年，两人喜结连理，并在陈独秀寓所举办了婚礼，办了一桌酒席，请了沈雁冰、沈泽民兄弟和几位朋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秘密召开，会议行至中途，因遭法租界巡捕的袭扰而被迫停会。上海已经不能开会了，到哪去继续把会开完呢？代表们对此意见不一。
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念过书，对嘉兴以及南湖的情况非常熟悉。她想到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区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同时嘉兴和上海本身交通非常方便，位于沪杭铁路沿线，代表们都同意了这个意见。在王会悟的建议下，“一大”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上的一条游船上举行。而王会悟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8月初，代表们从上海北站坐早班火车来嘉兴，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先扮成外地游客，登烟雨楼观景。其实是前来观测南湖地理位置，最终确定了会议游船停泊的位置，大约在湖心岛东南岸200米的湖中心位置。确定位置以后，在王会悟的带领下，代表们先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坐小拖梢船到达王会悟预雇的画舫上。会议就在中舱举行。王会悟则坐在船头放哨。
“一大”代表们用了一天的时间将所有的会议议程全部完成，到下午6点多钟，就宣告了“一大”的胜利闭幕，也就是在这一刻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2年，王会悟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这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她担任工作部主任。该校不仅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妇女干部，而且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一些党内会议曾在该校楼上召开。同年底，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并主编《新时代》杂志。王会悟随同前往，并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任该校附属中学部英文教员。在此期间，王会悟夫妇与毛泽东夫妇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同志之情。大革命失败后，王会悟随同李达秘密回到上海，与党失去联系，1923年李达自动离党。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王会悟还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3年至1937年，他们居住在北平，王会悟在中国大学担任教务工作，在进步学生中做了许多工作。1937年，李达著作的《社会学大纲》出版。为了这本书的印刷和发行，王会悟化了许多心血，设法把书迅速送往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反复阅读了几遍，还作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复信中，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建国后，毛泽东欲留李达在京工作，因热爱教研，李达婉辞。1950年2月，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后调任武汉大学，并兼任中国哲学会会长。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住在北京北河沿法制委员会大院。后因多年劳顿，体弱多病，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寓所病逝，终年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