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的清明祭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发自 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
■编者按：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日本遗孤。
他们身上，交织着太多的爱恨情仇。而在这些复杂的情感之中，令人们最为动容的，便是他们与中国养父母之间故事的的点滴。战争的产物，敌国的子民……这些沉重而似乎理所当然的字眼，在眼神与眼神交汇的那一刹那，却更像是一道道伤口，需要爱的舔舐舐。
如果不是学者们敏感的触觉与深入的探访，日本遗孤与中国养父母的故事或许会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中。因为大多数养父父母已经辞世，而当年在中国家庭中的日本孩子，也步入垂垂暮年。
但是，即使时间的河流能将生命的光彩与活力冲刷殆尽，却无法磨灭人性之中最美、最温暖的那道光辉。而这道光辉，，不仅有扩散开来的力量，更能在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中，照亮人们前进的方向。
再过几天就是清明了。郜凤琴很想去趟哈尔滨皇山公墓，可终究是有心无力。
如果时光倒退几年，郜凤琴还会在公墓的那两个墓碑前烧些纸钱，说说自己的近况，然后静静地伫立一阵。
可如今，年近古稀的郜凤琴身体大不如前。蹲下去，便很难站立起来。
于是，郜凤琴不再去公墓。但在她看来，祭拜仍是必不可少的。她仍然是去买几包纸钱，然后在十字路口边点燃。
依照当地民俗，十字路口是最为通畅的位置。因此，在这里烧纸钱，逝者定能收到祭拜者的心意。
通常，郜凤琴会把纸钱平分成三份，两份分别给自己的养父、养母，也就是骨灰埋在皇山公墓的二老；另一份给自己的亲生母亲———那是一个叫小林招子的女人。她习惯念叨着：“妈啊，爸啊，我给你们送钱来了……亲妈啊，招子啊，也给你送钱来了。”
若不是郜凤琴主动道出自己的身份，旁人很难看出她的不同。
尽管用着地道的中国名字，常年生活在哈尔滨市，说话也是浓浓的东北口音，但郜凤琴其实是个日本人。
更为确切地说，郜凤琴是一名日本遗孤。
作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的一个特殊人群，日本遗孤是指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人在撤退遣返期间，被遗弃在中国，并由中国人抚养长大的日本孤儿。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遗孤总人数有4000余人，大多是日本开拓团民(1936年，日本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农业贫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东北，成为“日本开拓团”)的后代。其中，百分之九十集中在中国东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
一点儿没受着屈
日本侵华后，郜凤琴的父亲带着一家人来到了中国。1945年，郜凤琴5岁。也是在那一年，郜凤琴的父亲不知去向。母亲也面临着养不活女儿的难题———郜凤琴不仅吃不饱，衣服也脏兮兮的，头发上还长了虱子。
一天，郜凤琴被母亲领到了一户姓郜的人家门前。
尽管年龄尚小，郜凤琴也明白母亲要丢下自己。她不停地哭闹，一手抓住郜家的门框，一手抓住母亲。“妈妈，别丢下我……”她用日语喊着。但最终，母亲只留下一个背影。将女儿送给郜家后，小林招子便嫁给了叫王福至的中国人，并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红梅。
从此，郜广忠便成了郜凤琴的养父，而王玉华则成了她的养母。第一次在郜家洗澡，郜凤琴洗出了几大盆泥水。
尽管童年的记忆已经斑驳，但郜凤琴总在与人聊天时说：“我小时候，一点没受着屈。”
养父母家做着修车铺的生意，生活比较富裕，一家人常常下馆子吃饭。
一个令郜凤琴至今感到温暖的镜头是，年幼的她蹦跳着经过饭馆的玻璃窗，一侧脸，发现养父坐在里头微笑着冲她招手：“来，来，进来……”
养母也宠爱着郜凤琴，尤其喜欢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在商店里看好的衣服款式，养母总要给她买上不同颜色的两套。这一“传统”也被郜凤琴延续至今。
郜凤琴也爱嘟着小嘴，让养母给自己涂口红。可刚涂一半却后悔了：“妈妈，我能先吃东西，然后再涂口红吗？”
而若是听到有人指着郜凤琴叫“小日本鬼子”，养母一改平日的温柔，立马冲到别人家里，“和人干一仗”，像一只急于护仔的母鸡。
类似的记忆也存在于日本遗孤藤川和子的脑海中。
因为生母的骨灰已被弟弟带回日本，每年，藤川和子烧纸钱的对象，都只是中国的养父，也是他的继父———尹天信。
已经74岁的藤川和子现在也居住在哈尔滨。1941年，她被母亲带来中国。9岁那年，典型的山东汉子尹天信成为了她的继父。
不久，藤川的母亲去世了。但尹天信对藤川一如既往地好。
尹天信是个泥瓦匠，一双粗糙的手上布满老茧。一到夏天，原本白皙的皮肤就“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
藤川话语不多，但心疼养父。她给尹天信缝制了一双又一双手套，每双都用了四层布料。即便这样，手套还是很快被磨破了。
“爸爸……”藤川看到手套，心里一紧，但欲言又止。
“我得供我丫头读书啊，嘿嘿。”养父憨厚地咧嘴笑着，“我可不能让我丫头跟我似的，我要我姑娘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在养父的支持下，藤川暗自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落后，要争一口气。念书时，她成绩一直不错。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长春地质学校。工作后，当上长春一家印刷厂的厂长，业务做得红红火火，又勤劳踏实，被同事们称为“阿信”式的人物。
与人为善则是藤川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处事方法。平日里，她很少发火，说话总是很和气。但有一次，她的孩子跟她赌气：“尹天信又不是你亲爸……”
“啪！”藤川竟然一个耳光甩了过去，呵斥道：“他就是你亲姥爷！”
孩子没罪，应该养
与郜凤琴和藤川和子相比，日本遗孤秦艳君的幸运之处在于，自己的养母崔志荣还健在，今年已经89岁高龄。
1990年，日本人笠贯尙章在得知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的故事之后，在长春投资修建了一座“中日友好楼”，专供中国养父母免费居住。
楼房竣工之后，崔志荣和老伴秦家国搬进了这座楼里。2005年，秦家国去世了。
最近几年，崔志荣已经很少下楼。只有天气暖和的时候，她才小心翼翼地挪动着步子，到楼下走走。而此时，她也无法再和楼里其他的老人拉家常———最开始的时候，楼里住着29位养父母，如今，只剩下两位。另一位叫项贵臣的老人已常年卧病在床，神智也不甚清醒了。
在崔志荣的印象里，前几年，还有不少记者经常来拜访，最近就少多了。最常出现的一段访谈是：
“大娘，您为什么要收养一个日本孩子呢？不觉得这是敌人的孩子吗？”
“一个孩子，又不是日本兵。孩子没罪，应该养啊。”
“她在日本，不能常回来，您想她吗？”
“孩子好就行呗。”
崔志荣和秦家国的养女叫秦家艳，日本名是胜目寻美。1946年，在长春的一个破烂堆里，被秦家国当时的妻子领回了秦家。
上世纪90年代初便开始对日本遗孤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民俗学家曹保明，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当年秦家国记忆中夫妻二人的对话。
“这是个日本孩子，将来会不会有事呢？”
“反正是个孩子，管他日本还是哪儿的。现在她这么可怜，咱不救她，她可能就活不成了……”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遗孤问题开始得到日本政府重视。一批批日本遗孤相继回到日本。
胜目与丈夫和孩子也决定回到远离已久的故土。启程回日本时，两位老人原想去机场送别，可被儿女们阻止了，怕他们受不了。
3月11日，从电视里得知日本发生地震海啸后，秦家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崔志荣的孙女也嘀咕着：“大姑他们回来住吧……”不久，胜目一家人打来电话：“前几天电话打不通，今天好不容易打通了，来给你们报个平安。”一家人这才算放了心。
那个叫了一辈子的“妈”，才是我的母亲
在秦家人暂时松了一口气时候，郜凤琴则在电视前失声痛哭。
“奶奶，你哭啦？”孙子稚嫩的童声让郜凤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她性格坚忍，并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尤其是在伤心的时候。
但此时，看着新闻里，海水漫过大片农田，船只都被海浪推上岸边的惨状，郜凤琴实在是忍不住了。她心头涌起一阵莫名的情感，又想起了自己已过世近5年的亲生母亲。
1982年的一天，郜凤琴听说，自己的生母随日本访华团来到了国际饭店。她马上放下手头的事情，急急地往饭店赶。此前，为了寻找母亲，她去山东莱州找过继父王福至，也得知自己还有一个叫红梅的妹妹。
走进饭店大厅，郜凤琴刚要上楼，看到一个女人从楼梯上慢慢走下来，用颤抖的声音问道：“你认识王福至吗？”
“认识，我还认识红梅……”
这正是郜凤琴的生母小林招子。郜凤琴话音刚落，母子二人当即抱着哭了起来。不记得过了多久，郜凤琴才发现不知何时，两人都跪在了地板上。
而与人讲起这次重逢，郜凤琴显得很平淡。“缓过神后，我才感觉到，那个叫了一辈子的‘妈’，才是我的母亲。”
郜凤琴把养父母的照片都装在一个塑料文件袋里。当年生母给养父母留下的收养字据和一些发黄的老照片，都被她塑封上了。“你看，我养母多好看啊，真是好看……”她喜欢对人重复这样的话。
隔段时间，郜凤琴就把这些摊在床上，一张张拿起来看。看着看着，原本带着笑意的眼眶红了起来，泪水又要忍不住了。
不过，郜凤琴很想回日本看看。去年，她原本有一次探亲机会，日本政府对旅费予以资助。但由于老伴的身体状况突然急转直下，她把买好的机票退了，留下来照顾老伴。
在日本政府的安排下，藤川去过几次日本。她日语说得还算流利，日本的亲属也对她挺亲切。
可是，藤川却并不愿意回到日本。在日本的日子，虽然被亲友们照顾得很周到，但她总觉得自己身在异国。
几乎每次由日本返回中国时，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的时候，藤川都要笑着对同伴来上一句：“哎呀，可算回到家了。”
生命逝去挡不住情感延续
在日本遗孤中，也有不少返回了日本。但他们同样割舍不断与中国养父母的情缘。
远藤勇就是其中一位。5岁那年，他被在距离哈尔滨市区约170公里的方正县的中国养父母刘振全、吕桂云收养，并被取名“刘长河”。
刘振全夫妇膝下无子，这成了家族里的一个遗憾。而远藤勇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个遗憾。
在家族里，没有人把远藤勇当外人。同辈人之间，他排行老四。弟弟妹妹都叫他“四哥”。
为了抚养远藤勇长大，刘振全在林场做工，许久才能回家一趟。夫妇俩生活也很节俭，收入大都用来供远藤勇上学。
而远藤勇也没有让家人失望。1960年，他考上了黑龙江大学俄语系。为了让远藤勇在去学校的路上不饿肚子，吕桂云常在他去学校前早早起床，烙上一锅“贴饼子”，装进远藤勇带去学校的背包里。
1974年，远藤勇回到日本后，找到了自己的父亲。由于战争，日本家里的人已经没了一大半。
在日本，远藤勇做过推销员，也在日本中文电台当过播音员，还曾经做过翻译。在熬过了创业最艰难的时光后，他开办了一家经营矿产的公司，生意逐渐红火起来。
1992年，刘振全病危。远藤勇从日本赶到病床前，日夜守护，直到老人去世。
1999年，吕桂云也躺在了病榻上，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恐怕是不行了，快打电话告诉四哥吧。”家族里的几个弟兄在一旁低声商量。
在远藤勇推门进房的一刻，有人凑在老人耳边说：“四哥回来了……”
“……”老人嘴嗫嚅着，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远藤勇张开双臂，一下抱住养母：“妈，我回来了。”
老人似乎在等待这句话。慢慢地闭上眼睛，泪水从眼角滑落……
为了纪念养父母，远藤勇出资200万日元在方正县建成了一座“中国养父母公墓”。墓地中，只有一个圆冢，有台阶通到墓穴。墓穴内分层摆放着中国养父母的骨灰盒。
只要有时间，远藤勇便会回到方正，到养父母的墓前祭拜。
2009年7月，远藤勇带着妻子、儿子、儿媳来到公墓前，并告知大家个中原因：“我年纪大了，回方正的时间也不多了，这次，我特意领儿子、儿媳回来，是事先做一个情感的沟通，以后，祭拜的事情就主要交给下一辈了。”
接下来，这位眼里噙着泪水的日本老人与妻子、儿子、儿媳在墓前跪拜。然后安静地在墓前坐着，回忆着养父母在世时的情形。
不远处，一个展示中国养父母资料的陈列馆又迎来了一批来自日本的游客。他们在陈列馆的留言本上写下了对中国养父母的尊敬与感激，同时敲响钟声，祈求和平。
虽然是个象征着生命终点的墓园，这里，却悄然诞生了新的开始。
■记者手记：
3月27日，在前往方正县采访的大巴上，我在汽车启动前买了几份报纸。其中一份头条新闻报道的大意是黑龙江省监测到了空气中微量的核辐射，应该是来自于日本。
不由得为万里之外的日本遗孤们，以及日本民众们捏了一把汗。和我一起去方正县的中国哈尔滨市日本留华孤儿养父母联谊会秘书长石金楷告诉我，日本地震与海啸发生后，他们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给归日遗孤们打电话，确认他们是否平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日本友人，他也一一拨打电话问候。一天不到的时间，1000元面值的电话卡便用完了。还好，他没有收到大家不幸的消息。石金楷的父母，也曾收养了一名日本遗孤。
在哈尔滨几位日本遗孤家采访时，我听到老人们不停地询问石金楷："秘书长，那边到底什么情况啊？严不严重啊？""要不你帮我给他们说，让他们上我家来住吧？"
这些可爱的老人，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有的患糖尿病，四处托人买药；有的腿脚很不方便。但他们对家人的无私情感，在三言两语中显露无疑。
记得刚到长春时，雪花扑面而来。但采访结束后，在更北的哈尔滨，阳光分外温暖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