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回忆延安之行:与毛泽东先生谈话最多

　　梁漱溟谈延安之行 

　　刘仰东

　　1938年初和1946年春天，梁漱溟曾两到延安，会晤了许多中共领导人。今年2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所著《我与中国民主同盟——为团结抗敌和平建国而奔走》一书，当中多篇文字提及这两次延安之行。不仅有对时局的评析，还记录了一些观感。

　　1938年1月5日，梁漱溟和两名随行人员从西安乘军用卡车启程去延安，从他后来的忆述看，路上并不太顺当：“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

　　尽管陕北的生活状况极其艰苦，但梁漱溟还是呼吸到了迥异于国统区的新鲜空气。他说：“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跃，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穿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梁漱溟这趟延安之行，连来带去一共20天。他参观考察了边区的党政机关、学校、乡村。延安的几所学校——抗大、陕公、马列学院、鲁艺、机械学校等校的办学模式给梁漱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这些学校)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一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对于“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这句话，曾长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梁漱溟还特意加了一段注释：“吃饭总是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在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一种成功吗？”

　　对于延安的社会风气，梁漱溟也以赞叹的口气写道：“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在陕甘宁边区，梁漱溟一行受到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的接待。谈到农民运动时，郭洪涛告诉梁漱溟，农会从前是不许地主、富农参加的，现在都许可参加。此外，延安城内从前只有市民会，没有商会，现在亦照外面一样有商会组织。“总起来说，民众团体以前是阶级性的组织，现在是全民性的了。一面其运动亦改变以救国为号召，一致对外，不再向于内部作阶级斗争。——这是一种转变。”

　　梁漱溟在延安待了半个多月，见到不少中共领导人，他回忆说：“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

　　毛泽东与梁漱溟曾同时期供职北大，梁当年去看北大教授杨昌济时，曾与住在杨家的毛泽东碰过面，算是有旧。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谈话的内容，很多著述都披露过。梁漱溟则在回忆中以很细致的观察，写了一些对毛泽东的直感：“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梁漱溟还对毛泽东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状况表示出一种担忧：“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岁，生活习性却截然不同。梁烟酒不沾，荤腥不近，生活有规律，因而就直观而言，替违反健康生活准则的毛泽东担心，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