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和他的老师们
作家林斤澜的文学梦肇始于重庆求学时代，他在自述中说：“1941年秋，18岁的我到重庆，进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师从梁实秋、史东山、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我也开始了我的文学梦。”
1941年9月，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在重庆远郊的璧山成立，开设了“电化教育专修科”，相当于今天的电影戏剧专业，著名电影教育家戴公亮任主任。1942年元旦，在北碚北温泉公园后山松林坡成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随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电化教育专修科”从璧山迁往北碚，成为独立的“国立电化教育专科学校”。林斤澜曾对来访者说：“我读的是电影戏剧，那时候是全国第一家有电影戏剧专业的学校，是最粗糙的，当时也有人注意到了。现在的电影大学，是分导演、编剧、摄影、表演的，但那时候是笼统的，合一的，编导都合一的。”
1943年，林斤澜考入国立电化教育专科学校时，校址设在北碚郊外的北温泉公园。公园地处缙云山麓、嘉陵江温塘峡畔的一片缓坡上，园内有多处名胜古迹，不仅多姿多彩，景色秀丽，且温汤如玉液琼浆，经常沐浴可以疗疾美容，因此，成了人文荟萃之地。政界高官和社会名流，如蒋介石、林森、冯玉祥、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黄炎培、郭沫若、田汉、冰心、阳翰笙、夏衍、赵清阁等，都曾在此休憩、疗养或游玩。林斤澜对北温泉印象深刻，他后来记述道：“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房舍楼阁，掩映在松林之中，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是读书育人的好处所。
学校白手起家，因陋就简，战争年代能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已属不易。学生大都是从沦陷区流亡来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都怀揣着一个坚定的信念：为抗战学习，为艺术献身。汇聚在这里的教师，都是中国文艺界的翘楚，如梁实秋、焦菊隐、史东山、郑君里、张骏祥、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盛家伦等。
林斤澜把梁实秋称为“滑竿教授”。那时，梁除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课外，还兼授坐落在北碚嘉陵江对岸黄桷树的复旦大学的课程。他的寓所就在北碚西郊碚青路(北碚至青木关)旁的“雅舍”。北碚到北温泉有十多里路，坐小轿车他还不够格，坐船要过几个险滩，令人生畏，于是就只有坐滑竿前往。当时，重庆有一种简易的轿子，叫“滑竿”，在两条竹竿间绑一把竹躺椅，上面无遮无盖，由两个力夫抬着前行。梁实秋每天便是乘坐滑竿来上课的，教师中别无二人，于是，林斤澜们便戏称他为“滑竿教授”。寒冬时节，江边山脚时有飞絮般的南国飘雪，朔风凛冽，手僵脚冻，梁实秋为御寒穿戴忒厚实，皮袍、绒帽、脖子上还要围三圈长围巾，形态臃肿，圆滚滚地躺在滑竿上，滑竿一步一颤悠，别具情趣。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常漾着微笑。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纸条，略略扫一眼就开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流亡学生外语水平差，他全然不顾，也不与学生对话交流。下课铃一响，便马上揣纸条，戴帽子，围三圈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
梁实秋有些矜持、清高，从不与别的老师招呼应酬，不管是进步的或不进步的。他上课时教室里经常满座，但鸦雀无声；他讲授的内容充实丰富，知识面广，条理清晰，叙述流畅又生动，颇受学生欢迎。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算是元老级的导演了，他没有进过正规学校，据说是电报局的报务员出身。当年，在摄影棚里要想学点东西，不论是摄影、灯光、布景、化妆、洗印，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还要徒弟自己靠乖巧“偷师学艺”，这大概就是史东山的成才经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史东山讲的是电影导演课，可他总是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也没有多少额外的发挥，但他在课堂上的神态、状貌却令人印象深刻。上第一堂课时是初秋，窗外阳光明媚，一边是嘉陵江的波光浪影，一边是缙云山的阵阵松涛。史东山便叫学生们把椅子、凳子搬到院子里坐，他自己则横跨在一张长凳上，时而“骑马”，时而侧身斜坐。说话慢腾腾的，好像在字斟句酌。内容大致是说自己曾到过一所学校，那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教室，山坡上，小板凳，自由讨论……他叙述的这些意象，只有小部分同学能够联想到是“解放区”学校的情景。说这话的时候，是1943年的秋天，白色恐怖正笼罩着山城，史东山却毫无顾忌。他上的第一堂课与电影完全不挨边，更没有牵涉导演专业。当时，史东山才四十出头，蓄着小胡，腰背稍驼，一副资深导演的派头。史东山始终没有给林斤澜们系统地讲授过导演学，他只是零碎地讲了些电影案例，常说到的有斗牛的《碧血狂沙》，英格丽·褒曼的《卡萨布兰卡》等。史东山不仅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授课，他还兼任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墙之隔的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可能还成了电影戏剧专业学生的见习基地。闲暇时，史东山常与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编辑、青年作家蒋星煜促膝谈心，游山玩水。
提到郑君里，林斤澜说，他是三四十年代引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最初几个人之一，这个表演体系后来风行全国，占据了中国的话剧舞台和银幕。郑君里也不是一个适合教书的人，当时他正好翻译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于是，在课堂上他就大段大段的照搬照抄。郑君里有时穿一身双排扣的黑皮上衣，黑皮马裤。上课时，他要求讲台干净，讲桌上要摆放鲜花……
焦菊隐讲授“名著选读”。他不住校，每月来北温泉一趟，把课时集中在两三天之内讲授。他瘦高个，背微驼，戴一副大眼镜，衣衫单薄，质地多为布麻，色调老旧，呈现出“抗战期间一切从简”的书生模样。焦菊隐留学欧洲，毕业于巴黎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办过戏校，也曾阔绰过。不过，当时在重庆却穷居陋室，有些寒酸。林斤澜的同学去过他的住所，除了简单的寝具，别无长物；有时甚至以“锅魁”充饥。林斤澜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焦菊隐“名著选读”的教法：他手执外文名著一本，挑选一段朗读起来，然后分析、讲解、赞赏，赞赏每占主位。讲到精彩之处，他情绪会陡然激动，有时甚至脸红筋胀。
盛家伦是林斤澜的音乐老师，他唱的《夜半歌声》深沉、婉转、凄厉、悲怆，震撼人心。生活中的他，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结婚。但他读书破万卷，学识渊博，且能唱能说，令师生们肃然起敬。他是抗战时期重庆“二流堂”中的一员。所谓“二流堂”，是当时重庆文艺界的名流，自发形成的小圈子，成员均为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包括吴祖光、丁聪、黄苗子、冯亦代、唐瑜等人。盛家伦崇尚自由散漫，行为举止无拘无束，他教了几节课后便逃课了，如同学生逃学一般；他不爱开会，薪金照拿，坦然自若。
林斤澜曾对刘心武说，自己曾在戴爱莲老师麾下学过芭蕾舞，并有幸多次在舞台上演出。大学毕业前夕，他还参演过曹禺的《雷雨》，在剧中饰周萍一角，从1945年8月28日至30日连演多场，好评如潮。
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遇到的这些大师、名流，都不是等闲之辈，在他们的教诲下，林斤澜的艺术视野开阔了，文艺理论得以充实，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颜坤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