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之歌》王小京 摄
台湾云门舞集的舞者。中亚高加索地区的乔治亚民歌。4月1日北京国家大剧院的舞台。
舞台上3吨半的黄金稻米蜿蜒成金色的时间河流，金色如瀑布倾泻，如清溪流淌，如雨声喧哗，如风语轻诉，舞者在其中用身体探索、叩问人生……美到喧嚣、灿烂到极致的视觉体验震撼着观众，却又让他们因找到内心的宁静而流泪。
之前，在媒体一周多密集的宣传中，云门舞集及其创始人兼艺术总监林怀民被许多人耳闻：云门舞集1973年在台湾创办，38年过去，云门舞集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此被称为20世纪伟大编舞家之一……
之后，笔者来到他面前。黑的上衣，黑的裤子，黑的鞋，黑的大双肩背包，只是衣裤是那种洗过多次的旧黑，质地粗软，顺从地贴随着他的动作，并无通常黑衣人带来的炫酷。他温雅地笑着，轻言慢语，调子是低的，低得泰然，让人一时联想不到他特立独行的作品和他那些耀眼的成就。所谈无非人生，而他的人生无论顺境逆境，无论飞扬低落，流淌的只一个字——舞。
一部电影
“我常常想，我和舞蹈的缘分或许是一种宿命。”林怀民说，而这宿命的情始该是一部电影——《红菱艳》。
《红菱艳》是上个世纪40年代出品的一部英国电影，英文原名The Red Shoes——红鞋子。该片源自于安徒生童话《红舞鞋》，讲述爱芭蕾舞如生命的舞蹈家佩姬，因排演莱蒙托夫芭蕾舞团的《红菱艳》而走红，她在艺术生命与爱情之间挣扎，最终悲剧一场。这部电影曾赢得三个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最佳艺术指导、最佳布景和最佳配乐。
全片的灵魂是那“红舞鞋”——女孩向往着她的新舞鞋，等到拥有了便兴高采烈穿上起舞。红舞鞋带着她走过街头巷尾，跳过田野乡村。一年一年，春去秋来、花开花落，生命衰老了，她累了倦了，但她却无法停下，因为红舞鞋还要跳下去；无论是狂风暴雨的袭击，还是陌生森林的黑暗，只能一直一直地舞下去，直到生命终结……
5岁那年，林怀民的家人带他去看了这部电影。看过一遍后，他意犹未尽，央告着大人再带他看，一场又一场。一个5岁的小男孩，他未必能够理解片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或是女主角对于艺术的狂热追求，但在光影中，他却被那不断舞动的双足、那高高跃起的身影、那带着舞鞋起舞的音乐，那瑰丽如梦幻的色彩，深深、深深地迷住了，像安徒生童话里被舞鞋魔力召唤的孩子。
“我不知道他多爱那部电影，只知道他看完电影后，我们家客厅里的拖鞋全坏了，因为，那些鞋子全被他拿来当舞鞋，跳芭蕾舞了！”多年后，他的弟弟林崇民回忆里仍然留着哥哥当年的“疯狂”。
后来他的妈妈为他做了一双舞鞋，白色的，那是林怀民的第一双舞鞋，据说，他连睡觉都抱着它。
14岁，林怀民在《联合报》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字作品《儿歌》，他用得来的第一笔稿费报名台中的舞蹈社，去上芭蕾课。
到现在，他还会去看这部电影，虽然里面的每个情节他都记得，他会把看电影的感受讲给朋友：“那个红鞋子实际上是跳舞人的隐喻，跳舞的人是对动作饥渴的人，他除了吃饭之外，还要吃很多动作，他的身体要感觉到这个东西!”
在林怀民的舞蹈生涯里，他珍视这个“点”——“1952年，看英国芭蕾影片《红菱艳》，爱上舞蹈。”
一个舞团
“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吕氏春秋》里记载，“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只是早已失传，只留这个美丽的舞名。1973年春，林怀民以“云门”作为名称，创立华人社会第一个当代舞蹈团体。
1969年，林怀民因出版了小说集《蝉》已经成为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然而文字并没有安顿住这个年轻人渴望舞蹈的心，因此当1972年，林怀民从美国回到台湾，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和写音乐的人后，他有了一个梦——要创立一个中国人的现代舞团。1973年春天，台北信义路一间80多平方米的公寓里，云门诞生了。
那还是一个认为“男孩子跳舞不正常、女孩子跳舞不正经”的极端保守年代，“云门”打出“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的东西”这样的旗号，像是当时文化界的一个宣言。而在最初的几年，一切都很艰难，从编舞到财务，林怀民什么都要管。同时他还要去教书，把自己的薪水拿回来用于舞蹈的排练。招来的团员中许多人因为吃不了苦，因为收入太过微薄而退出，最后只剩了几个人。“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唯一拥有的，只有我们的梦想以及我们的身体。”
梦想在现实里黯淡过，林怀民也曾酗酒宿醉，也曾停下脚步。1988年，云门因各种困境而停办3年，2008年云门的排练场遭受了一场大火，所有的道具和戏服付之一炬。但云门的舞者给了他很多力量：“跳舞于我是演剧，编舞则是写小说。我对舞蹈与写作的兴趣都根植于对人的兴趣，而舞蹈似乎又比小说更亲近‘人’。我跳舞，乃至不自量力地主持云门舞集，都因我遇到几个很棒的舞者。对我来讲，云门造就了我。我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孤单的年轻人，云门成了我和社会沟通的通道，在其中我不只学习到了舞蹈这个事情，我通过云门中的舞者认识社会和人生，我的成熟都在云门。”
《白蛇传》、《薪传》、《红楼梦》、《九歌》、《流浪者之歌》、《水月》、《行草》……如今的云门舞集，已是百来人的大舞团，有160多个舞作，涉猎古典文学、民间故事、台湾历史。多个舞作因受欢迎，一再搬演，成为台湾社会两三代人的共同记忆。云门也经常应邀赴海外演出，是国际重要艺术节的常客。近年来，每年在大都市举行的户外公演，平均每场观众多达几万人。云门舞团，用38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林怀民说：“只要对生命依然怀抱热情，只要大家依然共同工作，我知道我们还要舞下去。从呼吸出发，通过表演，与观众互通声息。”
一种文化
在《流浪者之歌》的演出介绍中，有这样几条看起来有点不同的观众注意事项：1、《流浪者之歌》演出全长约90分钟，无中场休息。2、迟到观众只有在开演后15分钟有一次进入观众席就座的机会。如果错过，将无法进入观众席。3、手机铃声会完全破坏《流浪者之歌》极度安静的氛围，请将手机关机。4、闪光灯与相机瞄准时的红光点会彻底破坏《流浪者之歌》的绝美灯光，为了尊重每位观众欣赏演出的权益，请千万不要摄影录像。5、演出谢幕后，还将有20分钟左右的表演，请您不要退席。
不要迟到，不要喧哗，不要打手机，不要拍照，不要随意走动，其实这是所有演出观众都应该注意的事项，只是在我们看的许多的演出中观众并没有格外地注意这些。
“大家应该共同创造一个好的气场。如果演出中间有闪光灯闪烁，就好像泼脏水到舞台上一般，也泼到了观众的心灵之上。”林怀民说。
演出不允许拍照，因此在正式演出之前，对媒体，《流浪者之歌》有了15分钟的开放式彩排。林怀民拿着话筒站在台上，每一个华彩的段落前，他都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告诉台下的摄影摄像的记者，稻米会以怎样的方式流下，舞者会在什么位置上出现，他在那些金色的稻米上走动，停在光束底下，等待相机对焦，你会觉得黑衣的他像一个逗号，使文字短暂停顿，又让人期待更美的句子。
而在正式演出的开场前，林怀民也有15分钟的介绍，依然温和地建议大家“温柔而坚决地劝阻照相者”，又笑着说：“看不懂没关系，不是考试，无关是非”，“最期待一千个观众能有一千个想法……”，然后下场坐进观众席。
2007年春天，北京保利剧院，因为观众闪光灯的干扰，他叫停了刚刚开始的表演，拉上幕布从头再来。他对着台下一直嘈杂的观众发出严厉的训诫——希望他们尊重舞者也尊重自己。1975年在台湾，年轻的林怀民也曾叫停演出——他要培养台湾观众观看演出的习惯。那时候林怀民特地在“云门”的门票上写：“准时开始，迟到观众中场才得就席。”演出时间一到，大门一关就开演。遇到有人用闪光灯拍照，林怀民马上抓起舞伴大步往后台走，使观众在惊愕中安静下来。
2010年9月，杭州西湖，云门集舞在这里进行户外公演。演出正式开始后，无需志愿者打招呼，近万人席地而坐，静静欣赏云门舞者的精彩表演。等到演出结束后，让人感动的一幕出现了：每位观众都低着头在草地上收垃圾，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然后他们把收好的垃圾放进志愿者提供的公共垃圾袋里，看到垃圾袋装满了，很多人还一路提着垃圾走出柳浪闻莺。
杭州和杭州的观众让林怀民感动，“我就说过，全世界的观众都是一样的，在一个好的氛围里，不用命令，不用吹哨子，大家都会来配合你。”
当地的领导也很感触：“近万人现场席地而坐看演出，这在杭州是第一次。之前心里没有底，一怕观众能否接受现代舞，二怕那么多观众坐在那里，尤其有那么多小孩子，会不会很难管理。看了第一天的演出后，感觉很震撼。观众们完全融进去了，秩序非常好，杭州人通过了这次考验。演出的口号是‘艺术的享受，文明的盛会’，我们做到了。”
一段漂泊
云门的舞者早已习惯了奔波，舞者的生涯仿佛就是一出“流浪者之歌”。
“许多人以为云门的舞者才华洋溢，到戏院化好妆就可以上台起舞。更多人认为场场满座，一定赚翻了，或者，‘你们一天到晚到世界各地去玩，好好喔！’”而真实情况是什么？林怀民说：“以2007年为例，云门在台湾演出27场，另在10个国家19个城市进行了49场公演。年初有澳洲之行，春暮再赴澳洲、俄国、欧洲，以及香港、北京，秋天则有美洲之旅。结果，农历除夕在澳洲柏斯，端午节在伦敦，中秋在魁北克吃月饼。年初到年尾，拖着行李跑江湖，到了每个地方，下飞机就是工作。”
而对于云门这个舞团的大家长林怀民来说，他的生活便是在舞蹈中流浪，孤独常常伴随。他说：一家人围在晚饭桌前的天伦之乐，于他却是可怕的场景。因为爱上了舞蹈，大抵就只能一个人舞下去了。
创团之初，林怀民的父亲警告他：“跳舞可以是乞丐的行业。”林怀民说：“我一直感谢父亲说了这句话，他提醒我这一行的艰难。云门生涯，我有憧憬，无有幻想，无暇哀怨，艺术的视野必须拓展，财经书刊也得读，避免穷途末路，让云门人果然变成乞丐。”
所以云门在很努力地卖票，发行DVD，和那些娱乐性节目去竞争。但“舞蹈表演就是要现场，从排练到一二百场演出，是劳动力密集的行业，没办法复制，不可能赚钱，永远是这样的宿命。”因此已经是编舞大师的林怀民还是免不了要自己出面去拉赞助，这也让他苦恼：“我只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编舞，只能找个夹缝喘口气，想舞怎么跳，怎么编。”
1988年，林怀民曾将云门停掉。他的眼里是越来越拜金的城市，越老越稀少的文化，他失去了再努力的力气。暂停云门的三年里，他背起行囊，独自流浪。当他来到印度，来到许多旅客眼里可怕、肮脏的印度，他却意外找到了安宁。在他的书里他这样描述印度：“许多人怕去印度，因为脏乱和贫穷，因为火车飞机从不准时。这些正是让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两回气后，我有了顿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时，火车一定会来。我放心地在火车站读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没时间读的书。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终于摆脱时程表。印度的燥热飞尘，天天在街头上演的生老病死，为我晓示生命的本质。我也去过恒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烧一半的残癛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圣水，仰头吞下。生死有界，流水无痕。我惊悸而感动。”
1994年夏天，带着德国作家黑塞根据佛教传说改写的小说《悉达多》，林怀民又一次飞往印度。他去了佛祖得道的菩提迦叶。印度再一次震撼到他，“我看到印度人的生老病死都在街上发生。有一天夜晚我走进一座乡间火车站，在黑暗中踩到软软的东西，仔细一看。整个候车室睡满了人。我当时就哭了。一个人要饥饿和疲惫到怎样的程度会被踩到都不吭声啊？大觉寺外集聚着上百乞丐，你给一个人钱，身后会有30个人跟着你，全部伸着手。我完全不知道怎样解决这件事。一双双手考验着人的良心，我天天都哭，人整个粉碎掉。”
一日，他在佛陀悟道的菩提树下静坐，阳光穿过叶隙洒在身上，林怀民忽然感到眉心一股温热，从未有过的安静与感动笼罩他的身心。印度归来，流水般地他创作出《流浪者之歌》。
就像一遍遍看那部《红菱艳》，一次又一次，林怀民去往印度。不同的是，《红菱艳》让他“执著”，印度却教他“放下”。“在印度，一切都归了零——一杯水就是一杯水，一切节奏都放缓。印度安顿了我。毛躁起来时，闭眼想起圣牛踱步的火车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恒河，心就静定一点。我开始觉得云门的工作不是磨难。得失心淡了以后，作品慢慢成熟。”
《金刚经》有一段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也许对于时间，我们每个人都是流浪者，不管我们在做什么，经历什么，哪里都是一样的。
年轻时的林怀民总想自己有能力改变世界，而现在他看到生命的本质，逆境是人生常态，“舞蹈是一种修行，需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即便鞠躬尽瘁它也不一定对你微笑”，知道一切皆空，要活在当下。“我在世界上跑来跑去，把云门搬来搬去，尽责任地编一些舞，给他们一个舞台，让舞者好好表现，让看舞的人有地方看。云门成立38年后我们依然在做这样的事，而且真的做好了，我觉得幸福。”
简介：
林怀民，享誉国际的台湾编舞家。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开始发表小说，22岁出版《蝉》，是上世纪60、70年代台北文坛瞩目的作家。大学就读政治大学新闻系；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 1973年，林怀民创办“云门舞集”，带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云门在台湾演遍城乡，屡屡造成轰动，并经常出国作职业性演出，获得佳评无数。1999年《欧洲舞蹈》杂志将他选为“二十世纪编舞名家”，2000年《国际芭蕾》杂志将他列为“年度人物”，2009年欧洲舞动国际舞蹈大赛颁赠其“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