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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鲁迅之子”过一生
仰望鲁迅需要标本，不管周海婴愿意不愿意，他都是睹人思人的存在，他都是鲁迅的“政治场域”中的“在场者”
文/徐庆全
4月7日凌晨，鲁迅独子周海婴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对于绝大多数鲁迅著作的爱好者来说，是从鲁迅那首著名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知道周海婴的存在；而《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里，知道周海婴有时候“满脸顽皮”的“真像日本孩子”，而有时候又“面貌很拘谨，驯良，是一个道地的中国孩子”。
1936年鲁迅谢世，周海婴七岁失怙，在承受着“这是怎样一种人生的哀痛”的同时，也戴上了“鲁迅之子”的光环。仰望鲁迅需要标本，不管周海婴愿意不愿意，他都是睹人思人的存在；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政治标杆上的一个因子，鲁迅的人和文都始终带有浓厚的政治印记，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也难免被裹挟。
每一天都与“鲁迅”在一起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鲁迅给儿子取名为“海婴”，意思就是上海出生的孩子。他7岁那年，鲁迅逝世，留下的话是：“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而此后他最为世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之子”。
周海婴去世后，很多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有怀念文字。人们说的最多的是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他“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第二句是，“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
第一句话的根据，大致是追溯周海婴一生的行状，譬如为人低调，譬如敢于直言等等；第二句话根据则是，他没有子承父业从事文学创作，而是或在无线电行业或作为广电部的一名官员而工作。
可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是毛泽东的话，也是至今没有改变过的对鲁迅的评价。从这个标准来说，要说周海婴“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似乎不够对应。
熟知鲁迅作品的人，都能体会到鲁迅所言的“空头文学家”这句话的含义。在鲁迅著作中，用到“空头文学家”的字眼恐怕不止这一处。在鲁迅看来，所谓“空头文学家”，大抵不是以职业划线，也不是在遗嘱中要求周海婴不要从事文学行业。而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若要发声，就要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要有对改造社会、改造人性、促进社会进步的深度关切。而以周海婴没有从事文学行业来佐证“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离题甚远。
周海婴的朋友喜欢以“鲁迅之子”裹挟周海婴，而周海婴则一生都在鲁迅的笼罩之中。
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写道：“七十年来，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与我父亲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待人处事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他回忆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同学可以打桥牌、跳交谊舞，他出于好奇，偶尔走去观看，就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什么“鲁迅的儿子不好好读书，只知道打牌跳舞”。他失去了常人应有的生活方式。此后，他不论在什么单位工作，除了偶尔在政治场合下需要说话外，似乎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不但如此，连他的儿子，也脱离不开鲁迅的光环。1979年，周海婴的儿子周令飞申请到日本留学。鲁迅的后代要出国，这在当时是件重大的事情，这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有关方面认为“像我们这种人家的孩子以自费名义出去留学，要靠外国人来关照，未免有失国家体面”，但按照规定，周令飞又不具备“公派”的资格，这颇使有关方面左右为难，最后才想出了个“公派自费”的名义解决这一难题——既不违反有关规定，又为国家争了面子。而周令飞在留学期间与台湾姑娘张纯华的爱情，在当年海峡两岸的意识形态语境下，竟然酿成了举世关注的重大事件：周令飞要声明脱离中共；周海婴要声明断绝父子关系。连笔者这样当年在读的学子也被老师在课堂上训诫：鲁迅的后人不思“思想改造”，“叛逃”台湾。其实，这只是爱情，与政治无关。不过，即使在现在的意识形态语境下发生这件事，媒体也会大肆炒作。原因无他，周海婴和周令飞，是鲁迅的后代。
周令飞“叛逃”事件后，又冒出了周海婴为钱打官司的消息。而官司从周海婴一审败诉、二审被迫调解的事实，使关于他的负面评价不断增加，连带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女士待人处世的一些举措也遭到非议。若没有“鲁迅之子”的光环，周海婴的举动何以被搞到通国皆知的境地？
周海婴晚年时说：“我是在一个‘人场’的环境下长大的，就像磁场，我被这个‘人场’控制着。父亲一直在鞭策着我，也在给我压力。”
事实上，那些在周海婴去世后仍给他以“承担得起鲁迅之子的头衔”等评价的人，也同样在传统的思维方式中被这样的压力所裹挟。
从裹挟鲁迅到还原鲁迅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鲁迅作为“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标杆，都带上了中国意识形态特有的印记。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场域”。周海婴所指的“人场”，自然是鲁迅所处的这个“政治场域”。
在这个“政治场域”下，周海婴包括许广平无论愿意不愿意，都是其中的一个分子。因此，在政治需要鲁迅时，他们就成为政治所需要的对象。
“文革”初期，为贯彻毛泽东修改过多次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鲁迅成为路线斗争的工具，许广平和周海婴被政治裹挟，反过来再裹挟鲁迅，于是乎，鲁迅就被成为同三十年代文艺黑线作斗争的主动的、积极的榜样。
1975年，当毛泽东“学点鲁迅”的最高指示发布后，周海婴即上书毛泽东，请求出版局组织人员“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注释本鲁迅全集(包括书信和日记)”。毛在11月1日作了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鲁迅著作的出版又被配合形势提到议事日程。
同样，为了配合路线斗争的需要，1976年10月，周海婴在《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鲁迅》一文中，按照《人民日报》的口径，表示《鲁迅书信集》的出版，之所以需要“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是因为“多少年来，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他党内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企图隐瞒、掠走甚至毁掉的那些反映鲁迅同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书信”。
这是在政治裹挟鲁迅的荒唐岁月，也是周海婴“必须”作为鲁迅代言人的岁月。2001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周海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检讨了那段历史，其反思精神令人仰慕。
不管是鲁迅的爱好者还是鲁迅的研究者，都可以认定这样一个事实，从鲁迅的生平和他留下的文字看，被政治裹挟绝对是鲁迅所不愿意的。但鲁迅“政治场域”的形成，已不是他的意愿可以控制。同样，对于周海婴来说，不管他是否愿意，他都是这个场域中的“在场者”。
晚年的周海婴，充分意识到作为“在场者”尴尬，他希望摆脱这一尴尬。周海婴说：“假如鲁迅作为一个时代的符号要一直存在下去的话，就必须给青年人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从他的外貌和生活上进行还原。”为此，他写下《我与鲁迅七十年》，反思以鲁迅为索引的历史。2010年，他不顾病体，费时耗力地校订出版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原本。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工作，让被极左意识形态遮蔽和诠释了近60年的鲁迅和他的文化精神，得到“还原”和“解放”。
此外，他为学界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二手的材料，而且在许多议题上引起人们对鲁迅的持续关注。尤其他所提供的关于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回答知识界朋友提出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那段史料，更引起重大关注。关注的层面还不是停留在学理上，而是对长期以来鲁迅“被政治场域”这一事实的解构。
作为血缘上的“鲁迅之子”，尽管周海婴无法超越自身主观的局限——这是名人之后共有的现象，以及“政治场域”的影响，但他从裹挟鲁迅到还原鲁迅的过程，也为自己证明了作为“鲁迅之子”存在的重大价值。
孤独的爱好
在艺术界，摄影艺术从来被称之为“孤独的爱好”。因为这一行业的其他门类，都可以同行间切磋借鉴，而唯独摄影，只能接受前人的技术而不能让前人的眼睛替代自己的眼睛。周海婴拥有这一“孤独的爱好”，且终生乐此不疲。
周海婴曾回忆说：1936年鲁迅去世后，母亲许广平带着8岁的他到杭州蔡姓女友处休养，“蔡阿姨有一只黑色小型相机，令我十分好奇，经我左缠右磨，她允许我按了几次快门，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相机。”10岁那年，周海婴正式拿起相机开始拍摄；12岁那年，许广平在他的相簿上题写了“雪痕鸿爪”“大地蹄痕”，以鼓励做出成绩。
失怙之痛，7岁的孩子感受到了什么？在当年国民党的政治统治下，“鲁迅之子”不但不是一种光环，而且还是再继续享受富裕生活的阻碍。“孤独的爱好”成为那时孩子的救赎。
许广平非常支持儿子的这一爱好。尽管生活非常困苦，但她节衣缩食，为儿子购置一架照相机。1948年在离开香港准备北上解放区的时候，他们到旧货市场买旧的冬衣，省下800多块港币在香港买了一架禄来相机和20卷胶卷。周海婴晚年回忆仍颇感幸运：“这使得我能够及时拍下四五十年代的照片。”2008年，周海婴举办了“镜匣人间——周海婴八旬摄影展”，很多人才知道他这一爱好。
从1942年开始拍摄，近70年来周海婴没间断过，一共拍摄照片两万余张，其中不乏重要历史时刻的珍贵瞬间。对于研究历史的来说，他的摄影展上所展示的一些作品，有填补历史空白的重大价值。譬如，1948年，即将看到新中国桅杆的中共，邀请身居香港的文化名流北上召开“新政协”。当年初冬，周海婴随着母亲和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侯外庐等5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为共商国是，筹建新中国政协，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乘坐“华中轮”从香港绕道沈阳、大连北上北平。当时这一活动对外严格保密，没有摄影记者跟随。不到20岁的周海婴凭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锐，将镜头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国贤达，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瞬间。这一组独一无二的照片，填补了新政协档案的空白，成为见证历史的孤本。
周海婴作品中另一大主题是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百态。周海婴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证明时事。”他拍摄的《难民》系列，原汁原味地反映了底层人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社情民意、婚丧习俗、劳作方式等，他都有涉猎。作品《熟食小贩》《修鞋匠》《南货担子》，不仅艺术上乘，但从社会学的价值上，堪称社会历史的写真。
这份“孤独的爱好”，大概是周海婴能够唯一游离于“鲁迅之子”光环的作为。唯其如此，不见“政治场域”只见人文关怀。
这个“游离”也难得地出现在遗体告别仪式上，一个细节与通常葬礼不同，礼堂中播放的背景音乐选取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老人的儿子说，“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曲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