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开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译审，曾翻译多部泰戈尔作品。
为纪念泰戈尔诞辰150周年，5年前我着手翻译诗人的8个英文集子，即《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园丁集》《情人的礼物》《渡口集》《采果集》和《游思集》，2010年9月译完，相继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出版社在每个译本中附上英语原作，并希望我为每首诗写简析。我从泰戈尔英文作品选第一卷的附录中寻找原作。附录中有每首诗的孟加拉语原作题名和所属集名，用英文字母标出。原作若是歌词，附录中就用英文字母拼出其首行。我手头的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和歌曲大全也有索引，所以很快就找到与英译诗原作对应的孟加拉语诗集。
泰戈尔8个英语集子的孟加拉语原作，从散文集《随想集》中选了19首散文，从剧本《坚固堡垒》《虚幻的游戏》《忏悔》《国王》《天赐良缘》《离别时的诅咒》《待在地狱》《迦尔纳和贡蒂的对话》中选了18首歌词。此外，除了选译的《毗湿奴颂歌》《保乌尔民歌》《印地语情歌》和少量直接用英语创作的诗，其余的孟加拉语原作无论是抒情诗、叙事诗还是《歌曲大全》的歌词，全有严谨的格律形式。
在翻译和撰写简析的漫长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泰戈尔诗歌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思考。
泰戈尔出身于书香门第，排行第14，几位兄长是蜚声孟加拉文苑的诗人和戏剧家。泰戈尔受兄长的影响和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从小酷爱文学，广泛涉猎国内外名著，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他从8岁开始写诗，经过40余年的磨练，到50多岁开始翻译诗歌，已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各种诗歌艺术手法。
泰戈尔自己翻译原作，无一例外地采用散文诗体。诗人从小学习英语，读过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诸多著名诗人的佳作，曾两度到英国短暂进修，可说是精通英语。但英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读懂英语诗和用英语写诗终归是两码事。诗人显然明白，把他的孟加拉语诗歌译成英语格律诗，是他力所不逮的。所以，他采用散文诗体裁把原作译成英语。
但在不多的几首译作中，依然残留格律诗的框架。比如《吉檀迦利》第79首四个诗段的最后一句都是：“让我一刻也不忘记，让我在梦中在苏醒时都满怀悲戚。”《新月集》的《仙境》三个诗段的最后一句都是：“在阳台的角落里，栽罗勒草的花盆放的地方。”复沓手法的运用，增强了诗歌的旋律，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在第35、第36、第57等诗作中，则采用排比或递进手法，节奏和谐明快。
诗人的英译本之所以风靡世界，原因之一是诗人成功调动诸多诗歌要素进行翻译，让读者从译文中体会到美感。
拟人手法在泰戈尔英译本中随处可见。诗人赋予季节时辰、日月星辰、神妖动物、花草树木以及抽象概念以人性，构成寓言式的艺术氛围。比如在《吉檀迦利》中：“今天，夏天来到我的窗口，气喘吁吁。”(第5首)“我的歌儿舍弃了她的全部首饰，她没有衣饰的傲气。”(第7首)诗人通过天地万物之口，表达人生体验，倾诉情感。
诗人擅长把主观情愫贯注于具象，形成别具情味的意象。如《吉檀迦利》第一首“你一再倒空我的心杯，又一再斟满崭新的生命”。心杯的意象是用印度传统美学的模具铸造出来的，形象地诠释了心灵和生命的内在联系。《渡口集》第6首中，“爱的电光”这个意象，彰显爱的巨大功能，体现诗人以爱改造世界、完美世界的人生追求。
象征手法是泰戈尔英译本的艺术特点之一。《游思集》上篇第17首是一首典型的象征诗。小岛、作物、大河、木船、村姑分别是人的栖息地、人一生的成就、岁月之河、时光之舟和驾驶时光之舟的神祇的象征。每个人一生的成就、痛苦和欢乐、奉献的爱，可以装载在时光之舟上，一代代传承下去。但时光之舟上没有人的“立足之地”，每个人必然被岁月遗弃，不久就消失在遗忘的深渊里。
把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孟加拉文与原作比较，不难发现，诗人不是逐词逐句地进行翻译，而是大刀阔斧地改写，与原作相比，英译诗的篇幅均有所缩小。《采果集》第45首至48首是一组悼亡诗，原作是十四行诗，纪念诗人的妻子穆丽纳里妮，全诗弥漫着哀情。诗人翻译时未作背景介绍。第48首这样写道：“女人啊，把美和整洁送回我孤清的生活吧，一似你在世时把它们带到我家里/清扫蒙尘的时间的碎片，把水灌满空罐，恢复被忽视的一切/然后，推开神庙里面的门，点燃蜡烛，让我们在大神面前静静地相会。”
原作中的“爱妻”在译文中改为“女人”，译作中全无悲伤的情绪，完全可以理解为抒写别后团圆喜悦心情。这种灵活的改动，虽然在内容上略微与原作脱节，却扩充了诗的容量，给读者留下再创作的巨大空间，从而增大诗的内涵。
泰戈尔把他的作品译成英文时，充分考虑了西方读者的审美需求。
泰戈尔信奉梵教，梵教的典籍是古典奥义书，奉创造大神“梵天”为惟一真神。梵教和西方人信奉的基督教，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体系，“梵天”和“上帝”也是完全不同的宗教概念。他原作中的“梵天”，直译应为brahma，但诗人却译为Lord或God，只为印度人熟知的“梵天”变成了西方读者耳熟能详的“上帝”了。
泰戈尔在英译诗中把印度的一些专有名词作了技术处理。比如《园丁集》的第78首。原作中青年农民为他的水牛起的名字是“布吐”。诗人翻译时把它改为my darling(我的宝贝)，令读者感到非常亲切。《采果集》第25首中写道：“黎明尚未来临，长夜之龙仍以阴凉黧黑的身体缠住天空之前，晨鸟是从哪儿找到黎明的歌词的？”原作系《献祭集》中的第一首，诗人把原作中的“长夜之蟒”译成了“长夜之龙”，避免在读者中可能引起反感。
泰戈尔英译本淡化了个性，强化了共性；淡化了民族性，强化了世界性。比如《吉檀迦利》的第35首：“在那里，心儿无畏，头颅高高地昂起；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在那里，世界没有被狭小的内宅的院墙割裂；在那里，话是从真理深处说出来的；在那里，不倦的奋斗向圆满伸出手臂。在那里，理性的清泉没有干涸在僵死的陋习的荒漠之中；在那里，灵魂由你引领，奔向不断拓宽的思想和行为——步入那自由的天堂，天父啊，让我的祖国觉醒吧！”这首诗的孟加拉语原作是《祭品集》第72首。诗人在原作中祈求大神猛击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使之变得像译文中说的那样美好。可在英译本中将“印度”译成了“我的祖国”，这种模糊化的处理使诗跳出国家的阈界，具有了世界共性。
作为一个杰出诗人，泰戈尔在深刻了解西方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的基础上，娴熟地运用诗歌技巧，把他的原作进行脱胎换骨的再创作，提炼成一首首融和哲理、富于美感的佳作，赢得外国读者的广泛认可，为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开辟了道路。
泰戈尔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诗歌最好由诗人本人翻译。译者若不是诗人，起码也应知晓并能运用诗歌技巧。翻译不宜拘泥于“信达”，应尽力做到“神似”，而不是“形似”。无论是诗人或别的译者，都应对读者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和语言叙事方式有全面了解，遣词造句契合读者的审美习惯，译作才能为读者接受。
这或许就是泰戈尔英译本为有志于把中国文学作品推向世界的我国译者提供的有益启示。
译 文
5
请允许我在你身旁闲坐片刻，过一会儿，我再完成手头的工作。
不对你的脸凝视，我的心不知道休息和安逸；置身于劳作，似在无边的劳碌之海中漂泊。
今天，夏天来到我的窗口，气喘吁吁。一群慵懒的蜜蜂在花林的宫中弹曲。
今天是与你四目相对静坐的美好日子，在恬静、无尽的闲暇里，唱支生命的赞歌。
7
我的歌儿舍弃了她的全部首饰，她没有衣饰的傲气。妆饰会妨碍你我的合一；它们会阻隔我和你；它们的叮当声淹没你的谆谆教诲。
我诗人的虚荣，在你的面前羞死。啊，大诗人，我匍匐在你的足前，让我把我的生命变得朴实、正直，像一管苇笛，让你吹出悠美的乐音。
——白开元译泰戈尔《吉檀迦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