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热片”冷思考
□万 一
《让子弹飞》《将爱》《新少林寺》等影片受到好评。然而，不少专家指出，欣喜之余应看到，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依然面临国外市场冲击、洗牌重组风险，在“档期选择”“贴片与植入广告”“票房发布机制”及“技术革新”方面存在隐忧。
档期失衡
为躲避一些大片，2010年底电影“扎堆”上映。各大院线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本是电影市场淡季的3月，竟有7部影片上映，票房无一部过亿；2月上映影片，盈利的少数，多数亏本。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会军认为，在少数影片“一统天下”的背后，中国电影似乎有“泡沫化”危险。
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认为，由于一些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方，在放映场次、推广策略、发行时间、上映时机、放映频率等方面形成联盟，特别是某些知名制片方与国内实力较强的院线方签订合约，必须保证该片排片数量，进而形成“议程设置”，造成少数影片“一统天下”格局。
张会军说：“一些质量不错的小成本影片只能选择海外电影节这一‘窄门’作为求生通道，但难以与中国市场发生关联。”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认为，几部“大片”占全年电影票房总收入绝大部分的情况越发明显，“相关主管部门应认识到，这种看似‘以市场为导向’的局面其实不符合市场规律，或多或少打破了电影市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对电影多元化发展不利。”
专家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在“档期”方面予以适度引导，有效调控档期和发行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特别是在制度上防止投资方、制片方、院线方行业垄断。同时，关注和扶持小成本电影、个人化艺术电影制作和青年电影的创作，使不同观众回归影院。
广告过度
《唐山大地震》上映时，因贴片广告时间长，西安观众陈晓梅以侵权为由，将影片版权方、发行方和影院一同告上法庭，法院已正式立案。陈晓梅说，她本怀着缅怀、追忆和伤痛的心情来看这部电影，但制片方和院线方在未提前告知情况下，在放映前播放20分钟与影片内容格格不入的贴片广告，实在无法接受。
尹鸿认为，对投资制片方而言，随着电影产业链延伸，贴片与植入广告已成为投融资模式的重要一环，对降低成本和风险、确保赢利有积极意义。
“但是，当观众‘边哭边看广告’、广告‘被关注’而非‘被融入’时，结果是作品‘完整了’、氛围却被打破了，品牌关注度高了、美誉度低了，电影赢利了、口碑差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贾磊磊研究员说，贴片与植入广告得有底线，观众反感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其拙劣的表达。
据了解，我国现行法规中仅对广播、电视中广告的播出次数、时长等有具体规定，而在电影方面处于空白。
票房标准
2010年“电影票房风波”不断：上半年《阿童木》首周票房1700万元，而制片方“光线影业”对外公布超4000万元，结果公开道歉；《唐山大地震》首映后，制片方同一日对外公布了“3300万元”、“3400万元”和“3620万元”三个“首日单片票房”数据，受到质疑。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说，电影票房分四个部分：电脑票房(通过电脑系统上报数据)、IMAX票房(全国12块超大银幕)、人工票房(人工计票)和点映票房(公映前宣传放映)。由于技术有限，“国家电影票房信息系统”只能显示“电脑票房”，其余三部分很难统计，不能及时公布准确数据，进而使票房的非权威发布渠道增加，产生误读、导致矛盾。
张会军认为，由于我国电影票房发布机制不健全、统计手段滞后，相关主管部门不得不依靠制片方或院线方等“利益攸关方”的数据进行常识性推算，这会造成很大误差。
一位业内人士说，影院票价五花八门，有团体票、学生票、VIP票、赠票等，造成本来100元的票价以50元甚至更低价格“贱卖”，但监票依然按原价统计，造成“票房虚高”。
专家指出，电影票房不仅是一部影片市场效果的客观反映，更是衡量一个国家电影产业发展水平与形势判断的重要依据。一部影片的票房，有多个发布源，是对百姓知情权的不尊重。
专家建议，有关方面应摆脱“票房GDP主义”“政绩票房论”的思想束缚，多关注电影内涵、少鼓吹电影票房，戒绝“目标置换”的浮躁心态。
同时加强网络统计平台系统建设，使票房发布渠道更权威、更谨慎、更准确，也可考虑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发布一些重点影片的关键数据。
随着一些影视公司相继上市，“票房”已成为评判其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事关股民的利益。相关主管部门应本着对股民负责的态度，禁止这些公司擅自公布票房，避免对投资者产生误导。
科技人才
据了解，时长140分钟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有关地震场景的戏份不足5分钟，特邀70多名外国专家，耗时数月拍摄，花销大。
“我不敢把地震特效制作交给自己人，因为水平太差。”导演冯小刚坦言，对大地晃动、楼房垮塌、尘雾弥漫等情景，要运用分层拍摄、电脑合成等高技术手段，剧组只好邀请新西兰、韩国等国外顾问协助，由此产生成本增大。
“我国专门从事特效制作的人才奇缺，科技含量低是中国电影的‘软肋’。”张会军说，我国电影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不及欧美平均水平，难以满足现阶段电影产业发展需求，这与影视专业师资不足、教学质量不高有很大关系。
“电影科技人才奇缺与社会大环境有关。”导演杨亚洲认为，“明星效应”的速成模式成为当前电影圈的“培养机制”，浮躁的娱乐心态掩盖了电影严谨、细致的技术革新。
杨亚洲说，我国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得可怜，很多电影投资方、发行方为腾出广告时间，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快，幕后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找不着。在这种境遇下，很少有人甘愿选择电影科技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