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修兵
2011年4月12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公布，到2014年前的申遗工作时间表也基本确定。2012年9月，申遗文本将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审；2013年8月前完成全部申遗准备工作并接受国际专家现场评估考察；2014年提交世界遗产大会审查……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报世界遗产工作，迎来了自2009年正式启动以来的第二次“大提速”。
一条大运河 半部中国史——沟通南北的“中国血脉”的独特人文价值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是农业文明时期最具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的超大型水利工程。大运河纵贯中国中东部地区，穿越五大流域，历经两千余年，时间空间尺度之大世所罕见，显示了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的卓越成就，代表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的技术巅峰，体现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和顽强精神。”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如此评价中国大运河。
以下关于大运河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价值的叙述，让人们重温和深刻体会这条独特的“中国血脉”厚重的历史人文内涵：
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征调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邗沟”，成为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包括隋唐宋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元明清时期以北京、杭州为起始的京杭大运河和从宁波入海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的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有1100多公里在正常通航的运河，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功能，被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国际运河古迹名录》中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水道。
大运河是世界唯一一个为确保粮食运输安全、维持古代帝国统一的目的，由国家投资开凿、国家管理的巨大工程体系，是解决中国南北社会和自然资源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措施。大运河自北而南分别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水网体系涵盖中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南北资源和物产的大跨度调配，沟通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促进了不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和科技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中国和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大运河是人类农业文明阶段在地质、水文、水利、水运、土木、桥梁等方面与运河相关技术整体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在农业文明阶段人工运河修建和维护所能达到的最高技术水平。大运河的河道工程、枢纽工程和关键工程区段都是大运河的工程技术的重要节点，具有极高技术价值，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程设计水平。这些工程均是按照不同地点、不同针对性、不同需求，集成了规划、设计、施工、更新、改造、材料、工艺、方法诸多技术要素而完成的。
大运河中的一些“样板工程”河段集中体现的前人智慧和历史延续，影响至今。
北京通惠河的白浮瓮山河段起自昌平东南白浮泉，终至瓮山泊（今颐和园昆明湖），通过严密的地形与水资源勘查，这条引水渠道为水资源匮乏的北京成功地开辟了新水源，实现了跨河调水。这条引水线路设计非常精密，32公里长，高差仅4米，纵坡降在万分之一左右，今天的京密引水渠还是基本沿袭了当时设计的路线。通惠河及其水源工程奠定了北京城市引水路线及城市水系的格局，直至今日，依然没有改变。
公元1072年，宋代科学家沈括组织汴渠水道的测量，采用“分层筑堰法”，得到了相当精确的数据，准确测得汴渠高差为19丈4尺8寸6分。这是历史记载最早的水准高度测量，比欧洲的水准测量早700余年。
南运河结合自然地形与人工做弯使河道形成连续弯道，达到“三弯抵一闸”的客观效果，实现不建一闸即可调节航道水深，有效提高通航质量的目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大运河上最具技术价值的节点，通过一系列疏河济运、挖泉集流、泄涨保运以及增闸节流等结构缜密的配套工程，科学地解决了引水、分流、蓄水等复杂的技术问题，有效保证了大运河连续500余年畅通无阻，其规划思想、水工技术和建造水平充分展现了我国古代水利工程的独特创造和精湛技艺，堪称世界水利史上的杰作。戴村坝设计之巧妙、造型之美观，堪与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媲美，素有“江南都江堰，江北戴村坝”之说，是研究中国水利建筑珍贵的实物资料。清口枢纽工程是京杭大运河的中枢、漕运的重要交通咽喉，它不仅有17世纪前世界规模最大的砌石坝，而且其完善的工程体系集中了中国传统水利的主要水工建筑结构形式，是世界上工程规模最大、运用时间最长的水利枢纽工程之一……
大运河不仅是中华民族先民伟大智慧的结晶，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它是已消逝的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漕运制度和文化的重要载体。
漕运是利用水道（河道和海道）调运物资（主要是粮食）的一种资源调配制度，同时也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中国历代政府非常重视漕运，逐渐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运输管理和河道管理制度，两者互相制约、互相支撑，共同构成了中国独特的漕运体系。明清两代，国家开始设立专门的漕运和河道机构，分别负责漕粮运输和河道治理，管理各地漕运事务，维护大运河的畅通。
大运河沿线闸坝、仓库、钞关、传统街区、城市等各种类型遗产反映了漕运制度和文化的兴起、发展、繁荣、没落乃至消亡的完整过程，见证了这一中国独特并已消逝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传统。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城区中心，保存着明、清两代统管全国漕运事务的漕运总督的官署建筑群。
中国古代的盐政同样与河运密不可分。西汉开运河，便利运盐，其后各个朝代均利用运河进行盐业运输、收取税收等。位于扬州的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衙署是大运河沿线城市中重要的盐业管理机构。大运河以漕运、盐运为主要水路运输商品的特点得以见证。
即使在今天，大运河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仍有10万多艘船舶长年航行在运河上，载重量高达1500万吨左右，一年的货运量能达到2.6亿吨，相当于3条京沪铁路。2005年，运河苏南段的货运量高达1.65亿吨，货运周转量120亿吨公里，相当于5条沪宁铁路或6条沪宁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