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这张剃掉长须后英姿勃勃的照片非常有名，在社会上被广为采用。这张照片是谁拍的？是怎样拍成的？其实是很偶然的一次机会。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到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那时，我在经济系学习，裘昌淞同学在历史系学习。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宿舍是土墙茅草顶的，内有8张双人床，共住16位同学。我和江文焕（江涵）烈士都在下铺，两床紧挨着，裘昌淞住在上铺，在江文焕的上面。
我那时常去旁听闻一多先生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我原来想象中的超凡脱俗的诗人，而是雄狮般的斗士。我和裘昌淞几乎一次不落地去听闻一多先生狮吼般的讲演。我曾将他的几次重要的政治性的讲演词记录下来，交给吴晗先生收入《闻一多全集》之中。我参加的一个社团——社会科学研究会，聘请闻一多先生担任导师，指导我们的理论学习。
为了闻一多先生的安全，我们经常在夜间他讲演后，护送他回家。有一次深夜，同学们护送他回西郊昆华中学。出大西门时，被守城的云南籍士兵所阻挡，我们让云南籍的同学出面说明：“我们是送老师回家的！”才得通过。意想不到的是，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我们离开昆明后，闻一多老师惨遭特务杀害，血染翠湖之滨，壮烈牺牲。护送他的闻立鹤，奋起以身躯掩护，也身中数弹负重伤。
那时，联大的许多同学都靠贷金和打工为生。我虽有政府发放的贷金，但仅够吃饭，有时连吃饭钱都不够。我曾在校内的学生中心和中日战争史料征集委员会打工。裘昌淞同学则在校外兼过多种工作。有一次他在昆明大西门内的邮局打工时，大西门城楼上的军人到邮局办事，嫌邮局有所怠慢，就将邮局的糨糊桶打破。他敢于挺身而出扭着该军人到所在部队索赔，取得成功。他买到一架旧的柯达120照相机。我虽然擅长摄影，却买不起照相机，经常借他的使用，那时昆明市场上的正品胶卷很贵，幸好有一种用美国空军航空摄影大幅胶卷裁剪而成的120简装胶卷，价格很便宜，只有正装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质量很好，颗粒细致，感光速度很快，我们都买这种胶卷使用。
有几次昆明学生集会和游行时，我就借他的这台相机出去拍摄。有时我们俩人一起出去拍照，而且商量着拍摄的光圈和快门速度等。1945年秋，日军已经投降，一天下午，我们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南区东南角的小门内，看见敬爱的闻一多先生从东南门外进来，我们十分高兴。他的胡子已经剃掉，身穿棕色长袍，颈围浅色围巾，围巾的一头垂在胸前，显得十分精神。抗战初期的1938年2月，闻一多先生参加湘黔滇步行团，从长沙和200多名师生一起历时68天于4月28日到达昆明，沿途没有剃胡子，到达昆明时已经是一副美髯了。从此，他就将胡子留起来，说一定要等战胜日本鬼子以后才剃掉。1945年8月日本投降，闻先生得知此消息后，立刻到住处司家营附近的龙泉镇将蓄了7年的长胡子剃掉了。
我们笑着和闻一多先生说：闻先生我们给你照张相吧！闻先生也很高兴地说：好吧！我们就以东南门内他身后的土墙草顶的厕所为背景，给闻先生拍下了这张没有胡子的历史性的照片。裘昌淞同学手持相机进行取景，我建议采用何种光圈、快门速度和距离。由于是高速底片，又是在有阳光的下午，我现在还记得采用的是1/100秒的速度、f11的光圈、1.5m的距离。在原照片的左角，还看得见厕所茅草屋顶的一角，不过在现在流行的这张照片上已经被修除掉了。
1946年秋，我们回到北京后，裘昌淞到清华读历史系，成了清华学子。我在北大读经济系，成了北大学生。但我们曾多次一起拜访吴晗老师，并且谈起对闻一多老师的敬佩和景仰。
1946年7月闻一多先生壮烈牺牲后，我多方追寻，才在上海将这张底片找到，送给有关人员了。
张友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