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戡：其实我很幽默
这个19岁的少年自去年跨入北京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公众人物。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李敖的儿子。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他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乖孩子”。无论是弃台大选北大，还是出书痛陈台湾教育，都让人们从中隐约感受到他父亲的个性
法治周末记者 尹丽 发自北京
在高数题海中鏖战；拼命把各种经济学模型刻在脑海……
李戡应对期中考试的状态，似乎在提醒人们，李敖的儿子，也还只是象牙塔中19岁的大学生。
但李戡又非同一般。去年北京大学新生入学，他被媒体全程跟踪，办饭卡、住宿舍等细节悉数被报道。此前，他写了一本《李戡戡乱记》，书中痛陈台湾教育乱象，被李敖评价“揭竿而起、挺身而斗”。
而在北大就读近8个月之时，李戡的不满也溢于言表。“跟GDP一样嘛……我选课全部是为了GPA(GradePointAver-age，意为平均成绩点数，用于考核学生学习成绩)……没办法，逼得我这样做。”4月15日，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如是说。
上个学期，李戡对外籍老师开设的一门欧洲史课程颇感兴趣，但最终决定不选。因为这门课“给分低”。而GPA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
于是，耍点技巧就可以省下很多学习的工夫。李戡对《法治周末》记者坦言，一来二去，自己也学乖了。
骨子里很讲礼数
李戡爱弹钢琴，是音乐大师殷承忠的“粉丝”。殷承忠以钢琴协奏曲《黄河》而闻名。
“不仅是一个音乐上的东西，还有历史、文化上的背景……”谈及《黄河》，李戡显得颇为兴奋。他给《法治周末》记者看自己手机的壁纸———去年他在山西拍摄的壶口瀑布照片。
还在台湾念书时，李戡便听过殷承忠的演奏，还曾费尽心思跑到后台，等着找殷承忠要签名。
可到了北京之后，有人将殷承忠的电话号码发到李戡的手机里，李戡却不敢贸然联系。“他那么忙，我不敢打扰他，所以一直没有主动给他打电话。”他说，“我对大师们，都是怀着崇敬之心的……我骨子里很讲礼数。”
不少媒体的报道都提及，李戡是个守时的人。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他也在约定的时刻出现在北大东门。“我答应了肯定就不会忘记的。”他认真地说。
在北大念书以来，李戡几乎每天都与父母通话。虽然现在已经习惯了学校的集体生活，也与同学相处融洽，但他还是“羡慕那些周末可以回家的同学”。
虽然家庭环境优越，李戡自认生活节俭———不计较穿戴，但对吃的比较讲究，钱大都花在了买书和旅行上。
而李戡也对电视上自己的表现有一番解释———在电视里，他通常表情严肃、言语犀利，俨然一位透着老成之气的叛逆少年：“其实我很幽默的。不过，在那么多人面前讲笑话，如果大家不笑，不是很丢脸？”
不向往奖学金
李戡觉得，想要对大陆的高等教育提出中肯的意见，必须先老老实实从大学毕业。然后，用它的规则来打败它。
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李戡称，自己并不向往奖学金。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提及对奖学金的看法时，李戡引用了一条经济学原理。然而，对他而言，几千元奖学金的激励却并不给力，因为“机会成本太高了”。
相较埋头于课本，更能吸引李戡的是黑白的钢琴琴键，或者，踏上旅途。“这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中间的时间几乎都在为了GPA而学习。”他说。
这也造就了李戡临考前的紧张复习。这次期中考试前，因为希望集中精力，他几乎不回短信，也很少接电话。
关于“逃课”，李戡称自己的定义与他人有所不同。他给《法治周末》记者举例说：“比如上个星期三，我有堂课没去，跑到了中山公园的音乐堂，看了场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出，余隆指挥的。我觉得这不算逃课啊。只是换个教室学习而已。”
去年“十·一”期间，李戡去了趟山西，第一次看到了黄河壶口瀑布，觉得很壮观。今年春节前后，他又只身一人先后去了西安、洛阳等地。这也是他过的第一个没有与家人团聚的春节。
在龙门石窟，李戡呆了将近4个小时。这也是他之所以选择独自旅行的原因。“有谁愿意陪我在那里呆4个小时呢？”
与学子远游的感悟、聆听音乐的心得相比，李戡的一些“花边新闻”似乎更为吸引眼球。除了常常拿来与韩寒一较高下，今年愚人节，李敖的一句玩笑话———“李戡因上网成性被列入北大会商学生名单”，更是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并最终以媒体误读定论。
对李戡而言，这大有舍本逐末的意思，实在是令人“失落”。
“狂”是客观描述
李戡并不避讳自己沾了父亲李敖的光。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压力也一直伴随左右。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好玩。但是压力也很大。”
从小学———一家学费昂贵，学生多为名流之后的私立学校开始，李戡便在母亲王小屯的严格管教下学习。“从小就被家长们盯着看。同学之间比来比去，看谁学习好。成绩也是家长茶余饭后的话题，和赛马一样。”
尽管考过几次第一名，但李戡觉得，自己在台湾的学习经历并不快乐。相反，他用“压抑”来形容那段日子。
实际上，高三下学期，为了写《李戡戡乱记》，李戡还翻过学校的围墙跑回了家。
高中联考成绩一出，李戡考上了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但他最终选择到北大念经济学。
李戡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当年，尽管自己的成绩已经把众多考生甩在身后，但还是因为分数不够，导致他未能被台大更好的专业录取。
“我肯定不会说我对地质和经济两个专业都感兴趣……如果我懂，我会说我懂，如果我不懂，我也肯定不会隐瞒。”李戡说。
在李戡看来，这就是“狂”的表现。早已被不少人贴上这个标签的李戡，觉得“狂”字是一个“客观的评价”。甚至，如果要自我评价，他也会写“狂”。
只要自己愿意多花些时间，一定会考出更好的成绩。李戡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联考根本没有衡量出我的能力。”
李戡也很少看网上对自己的评价，也并不将其放在心上。“中肯的评价，我自己就知道；批评的话，我不觉得有参考价值。”
三年后或再次“戡乱”
现在的大学生活，与李戡预想的已然有些偏离。“大学教育，搞得这么乏味。”一句抱怨之后，他不忘补充一句，“当然，这不是北大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李戡看过李敖在台大历史研究所就读时的成绩单。“那时，他每科都是80、90分。应该是个人的学问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如果换做现在的自己，如果按父亲当年的方式读书，不知道是什么结果。
“你总是在说台湾教育的弊端，似乎没说过什么好话？”采访中，《法治周末》记者问李戡。
“我说过啊。我说台湾的东西很好吃啊。”
“那你会写书来总结大陆教育制度的缺陷吗？”记者又问。
“应该会吧。”李戡停了停，“最快也得3年以后。那时候，才能比较完整地写出来。”
话音刚落，这个19岁的“火药桶”似乎又被点燃了：“有人说，我光说大陆的好话，不敢说不好的。我觉得莫名其妙。什么时候说我不敢了？什么时候说我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