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方舟子妻“被打假”的制度尴尬

　　方舟子妻“被打假”的制度尴尬

　　徐玢

　　除去诉诸铁锤和公堂的那次，方舟子成为焦点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但这次有些特殊，打假斗士与学术不端本身产生联系。有网贴曝，方舟子妻刘菊花的硕士论文涉嫌大量抄袭，属严重不端行为。这样的局面似乎有些尴尬。但细究起来，这不是一场单单属于方舟子的尴尬，当然也不单单属于举报者，而是一场属于制度缺失的尴尬。

　　抄还是没抄，报复还是正义，此时网络上你来我往，一派热闹。我承认，最初被吸引到这场热闹的论战中，是因为涉嫌抄袭主角身份的特殊。而我相信，自己并非人间孤例，因为刘菊花身份而关注这场不端论战的人并非少数。而这大概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无法推测举报者是否打击报复，举报初衷如何。但实际结果是，举报者选择在网络而不是直接向相关部门举报，众人又因被举报者的特殊身份而围观、议论。回顾以方舟子为首的个人打假行为，基本都是这个模式：无论动机如何，个人身份成为打假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个人身份对举报成功率的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举报者对举报对象的选择。

　　方舟子妻子刘菊花的一句话值得回味：“也许我的硕士论文有些引用不妥、不规范的地方，但像我这样的小蚂蚁遍地都是，方舟子穷其一生也打不完……”刘菊花所说的“小蚂蚁”，我推测既指自己被指控的不端行为并不严重，也指自己并非身份显赫之辈，被打假无“示范效应”。而回顾以往的被举报者，或者身份显赫或者与举报者有利益关系。虽然这并不影响最终结果的判定，但因身份特殊而遭举报，本身就是一种不那么“学术道德”的行为，至少说明学术道德已不是判定不端的唯一准则。

　　这却是个人打假模式下不可避免的局面。因为于方舟子，其打假行为要达到效果和“示范效应”，需要围观者，需要舆论推动。而于那些偶然为之的举报者，要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翻阅论文并一一比对，除不端者的行为已经众目昭彰外，大概最可能的理由和动力就是利益关系。这些行为似乎与书本上头脑中的道德正义不完全相符，却是人性的正常体现。而受到个人身份影响的举报，且不说是否全面、客观，至少这种个人对个人的打假模式带来的个人纠葛几乎是不可避免。最终可能导致学术举报被个人恩怨左右，学术打假偏离原本目的。方舟子对举报者的回击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举报不端行为多如他者、对清者自清的道理明晰如他者，在一番辩白后仍抛不开这是打击报复的猜测。

　　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频发，各界对“个人打假”行为亦褒亦贬，对“官方打假”的呼声不断。然而，虽然事后追惩不少，端正风气的会议不少，但真正的官方制度建设至今却仍无进展。“个人打假”不得已在贬抑声中、在日益复杂的学术生态中行使着本应由“官方打假”承担的职责，也使学术生态在个人对个人的举报中更多了一重纠葛。因此，如果对刘菊花的举报的确出于有针对性的报复，我不愿意把它单纯地理解为对方舟子本人、对其个人举报标准的挑战，而应是对官方打假机制长期缺位的一场严正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