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2年奋斗刚刚争得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朝鲜内战爆发。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推行侵略政策，在其后不久出兵朝鲜。1950年10月，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为保护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父亲李庄在接到赴朝鲜采访的任务后，当即表示“到战地采访，求之不得”，“愿意不顾一切，全力以赴”。那是1950年夏，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
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能痛切了解战争是多么无情，战斗是多么残酷；也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能深切体会和平的不易与宝贵。然而，虽已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深知战地艰险，父亲还是义无反顾地告别妻子儿女，告别北京的和平生活，奔赴朝鲜战地采访报道，从和平走向战争。
1950年7月至9月中旬，在中央的部署和人民日报社安排下，父亲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派出记者，与法国《人道报》的马尼安（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英国《工人日报》的魏宁顿（英国共产党员）组成国际记者团，奔赴朝鲜战场采访，成为赴朝鲜战地采访的第一位中国新闻工作者。这次，他在朝鲜南北方采访了50多天，写下《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走在民主朝鲜的土地上》、《三八线上》、《罪证》、《全朝鲜都和美国侵略者作战》等十多篇访朝通讯。
时隔数月，1950年12月至1951年3月，父亲担任领队，率人民日报记者赴朝鲜进行战地报道。上次在朝鲜战地采访时险些牺牲的经历、对妻儿的不舍和对未出世孩子的期盼……都没有阻挡父亲赴朝的脚步，党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敦促着他再赴战地。父亲的日记中，依依别情，跃然纸上。
下午一时，车离北京东站，培蓝（指我的母亲赵培蓝）及安岗、友唐等同志送行。离别本来是不好受的，但是，为了抗美援朝，说不得许多了。我怀着一种悲壮、惜别的复杂的心情，向我们的首都告别。我在汽笛声作、车已徐行的时候，看见培蓝眼睛上一层明晰的泪光。我在《美丽的河山，勇敢的人民》一文中，曾经写过朝鲜母亲及妻子的泪光，这种泪光，在北京又看到了。在我“凯旋”的时候，培蓝也会“破涕为笑”吧。（1950年12月2日）
车已徐行，告别北京
这次，父亲在朝鲜战地度过了艰苦卓绝的99天，共记下72篇日记，写就《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因为部队番号要严格保密，故“三十八军万岁军”未能在当时叫响。）、《“皇家重坦克营”的覆灭》等脍炙人口的通讯。这次入朝，因中、美都已出兵朝鲜，又因正在最寒冷的冬季，故而战争环境和自然环境都更加残酷。
在临江等待前往朝鲜的安排时，父亲一行抓紧时间在鸭绿江北岸做先期采访。他们到伤兵医院采访从朝鲜前线回来的战士；在政治部与工作人员长谈，了解一线情况。12月30日，父亲坐在闷罐子车中，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由于铁路被毁，父亲一行在离定州25公里处下车，携带行李踏着深雪步行寻找住所，“空气阴冷，但浑身淌汗，几乎把最后一点气力都用尽了。许多人开始丢东西……”。在朝鲜采访期间，父亲在炮弹威胁中步行几公里前往采访点是常有的事。
李庄朝鲜战地日记一页，看来是记者和志愿军指挥员共同绘制的一幅作战地图
1950年冬天的朝鲜非常寒冷，东北部气温达到零下30℃，父亲的日记中记着，夜行时那种冷彷如浑身浸在冰中，围在脸上的毛巾都会被冻冰。夜宿在防空洞或寄宿在农户家中时，由于缺乏燃料，大多睡在冷屋子中。在挤了很多人的屋子里，找个地方便和衣躺下，很快寒气便从背脊中冒出来，迅速传到腿上，麻木，酸困，心都似乎停止跳动了。
前线很苦，却并非是熬过苦头就算胜利了，战士要行军、打仗，记者要采访、写稿。朝鲜前线采访的困难和危险是难以想象的。父亲说“我亲眼看到许多朝鲜战友和中国同志同时牺牲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我去朝鲜采访，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整天等车，不及成行。慌慌乱乱，又干不了什么。自己时间抓得不紧，在战地就很容易荒废。想起来是很可怕的，长此以往如何了得呢。”父亲的日记写下了他的担忧。由于敌机封锁了日间交通，父亲一行只能夜间赶路。为了能最快到达采访点，父亲放弃“安全第一”，强调“赶路为上”。光脚涉过寒冷入骨的江水，穿着湿棉裤在寒夜赶路；雪夜挤在车上，身上的厚雪被体温融化又结成冰；由于江桥被炸，只好冒着摔下冰面的危险，从临时铺设的湿滑的粗木头上慢慢爬过；在敌机轰炸和翻车的双重威胁下，坐在不开车灯的车中，风驰电掣地赶路……每到一处采访，都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一次，父亲一行乘车经过一座被安放了定时炸弹的桥梁，刚刚过桥炸弹就爆炸了，爆炸掀起的尘土落在车上，再晚几秒，一车人就成烈士了。当时，车上的同志开玩笑说：“真要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父亲总说，他遇到的这些危险困难与战士们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但这些经历让他对“战士愿打仗不愿行军”倒是有了新的体会。
“雪花开始飞舞，清冷的雪片落在手上、脸上、稿纸上，手常常被冻木了，需要吁一吁气。”尽管战地条件艰苦，父亲总能从中寻找不一样的乐趣。他说，写稿时也有一乐，坐在山坡上观察美国战斗机往来搜索目标，飞机有时飞得很低，甚至可以看得清驾驶员。父亲坐在岩凹处，敌人或者看不到，即使发现了也只能看看。“老子安心赶稿，其奈我何！”
在战地，什么都是缺乏的。因为没有墨水（只有赶到志愿军总部或相对高级别的指挥部才能找到蓝墨水），写东西的时候就考虑尽量去掉不必要的字。父亲苦中作乐地感慨：“简练由于墨水，实在有意思”。
战地采访期间，有时墨水用尽，日记被迫中断
灌满了墨水，又洇了纸
战地通讯万分困难，军用电台不传新闻稿件，山野间更谈不上商业性邮电，唯一的办法就是托人把战地报道从汉江南带到鸭绿江北我国的边境城市丹东（当时叫安东），再从丹东寄往北京。父亲只要听说有人要回国办事，下午就到附近山坡上寻一隐蔽处赶写通讯。那时没有圆珠笔，都用钢笔。天寒地冻，只能用口中的热气呵化笔中冰冻的墨水，随呵随写，进度很慢，心急如焚。
父亲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为了报道好前方战况，报道好这群“最可爱的人”，他不能懈怠，却又下笔慎重，苦苦寻求采访、写作的突破口。父亲在日记中提醒自己，“生活；思想；材料；技巧。多想想就有了。”“‘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是响亮的，但如不能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从其具体的要求、思想出发，就显得十分平庸、一般化了。”
他在日记中反思自己采访中存在的问题。
战士们究竟想些什么？体会太不深刻，每次采访，深以此为苦。一个人的思想，随时随地不能停止活动。战士们大量地想些什么，具体地想些什么？都搞不清楚。我试问几个战士，想家不想家，所答均不想家。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为什么不想家，什么东西使其不想家，是否有些时候也想家，这就弄不清楚了。不说出这些具体条件，而轻轻地写一结论，使人不能理解，至少是不能动人。
我又想，是否因为我们采访的方法过于简单，用上级的口吻，把战士吓住了呢？使他不敢尽兴地说话呢？或者给他画了圈子呢？或者耐心不够，问得不深入呢？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因为不熟悉战士生活，所发问题搔不着痒处，因此不能诱导战士尽情说出具体的思想，像与朋友谈心，和老婆话家常一样。
此问题如何解决呢？。
和林、陆研究，主要还是生活不熟悉的缘故。不了解战士，所以不知道他们想些什么，如何生活。不了解战士，就无法提出适当的问题。
另外，我们和战士谈话，他们会以为我们是上级，因此拘束，不能畅所欲言。我们问得太笨，提结论式的问题，如你想家吧！他只能结论式地回答“不想家”。
生活，第一是熟悉生活，否则得不到好材料，甚至看见了也等于看不见。第二，改善我们的采访方法，多和战士漫谈、话家常。提问题要注意，提这种问题：我们点出一句，他就要说一大篇，才能解释清楚。这就要搔着痒处。（1951年1月25日）
父亲对稿件的要求一直是严苛的，一篇稿件往往改好几遍，即使是已见报的稿件，如发现有可改进的地方，他还会用笔在报纸上修改。在朝鲜战地，父亲对新闻稿件的要求并没有因为条件的艰苦而降低标准，反而更加执着地探求新闻写作的更高境界。他还要求自己“每次战后要写出其特点……能再孕以战士的思想感情，始为力作。”
通讯《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光辉的狙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我们打出去” ——汉江南岸战斗纪实》，都是父亲坐在积雪的山沟中写就的。在没有防空洞可钻的情况下，父亲在一处石岩下，踩着盈尺积雪，用膝盖顶着稿纸写稿，每写几下就要呵一呵冻住的钢笔，他在日记中说那时“手冻木了，不是写，而是画”。这几篇稿件，父亲几易其稿，精益求精，不断思考改进的空间。在1951年2月7日的战地日记中，父亲写道：“入朝以来，在实际考验中，战士的政治认识提高了一大步，由想国而爱国，由出国而体会到自己行动的国际意义。我是用了个笨办法，把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写成一段，而未揉和到对于战士的具体描写中。如何在战士的战斗生活与思想中把这两个问题十分自然地体现出来，将需继续努力。”
父亲的一贯思想是，“战地记者的岗位在前方，在战地”。正因为此，父亲总是力求到离战地、离战士们最近的地方去。为了写《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父亲在时间特别宝贵的情况下，挤出一星期时间与当时的38军112师的战士共同生活，一起吃一起睡。即便这样，他还认为“不能亲自在火线上，趴在战士身边，体验体验生活，亦为大憾事。”
1951年出版的《朝鲜目击记》
1954年出版的《战斗十日》
因为贴近实际，父亲朝鲜战地通讯的绝大多数稿件，人物形象丰满，故事情节生动，有着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和细节描写。后人评价说“作品的新闻性、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生动、细腻的新闻叙述方法改变了以往战地报道存在的单调、僵化、枯燥乏味的状态。”
父亲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朝鲜战地采访期间，由于是他首次出国，又是采访重大战争，“遂就每天所见所闻写详细日记，详细到稍加整理即可成文。”父亲总结说，青年编辑记者应做持续积累编辑资料的有心人。记者要求头脑细敏、两手勤快，一件重大新闻发生，一事的来龙去脉，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领导对此事的宣传意图等，理应随手记下来，作为日后写回忆文章的材料。父亲还一直强调，“做新闻工作，功在八小时之外”，编辑记者平时一定要广泛涉猎，注重自身的知识积累。
1979年访朝时，摄于板门店谈判旧址
1984年9月，李庄率《人民日报》代表团访问朝鲜，受到金日成主席接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