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毛主席的老师，请找第一师范黄露生
经常有人不远万里，来到第一师范打听毛主席的老师的事情。
就在今年“五一”劳动节前，江西省萍乡市政协文史委的四五位同志，就找到第一师范退休教师黄露生，他们要打听的是江西萍乡籍、毛泽东的老师汤增璧。
毛泽东成为伟人的过程中，许多老师都付出了辛勤劳动的汗水，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张干等等众所周知，汤增璧是何许人也？黄露生说，这难不倒他。
他说，其实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就写到汤增璧，不过因湖南方言，“汤”、“唐”，音近，外人难分，所以《西行漫记》在翻译过程中，长期以来被错译成“姓唐的教员”。
斯诺《西行漫记》记录毛泽东的自述：
“（在第一师范就读时）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周游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缘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动。我想效法，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这位姓唐的教员，无意中促成第二年夏天毛泽东与萧子升在湖南宁乡、安化一带游学，同时，姓”唐“的教员其实就是现在萍乡市政协文史委同志要找的“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毛泽东国文课的教师汤增璧先生。”
黄露生翻出毛泽东“一师”同班同学周世钊的《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指着一段话给我们看：
“有一学期，班上来了一个姓汤的教员，他原来是在报馆当编辑的，讲课时能够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形势，教给学生一点时事知识……毛泽东常于课余（在汤老师家交谈，有时毛泽东还帮他抱孩子）找他谈话，交换对时事的看法。”
这位汤增璧老师还真是一位人物。
汤增璧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交情甚厚，流传一时的孙中山《挽刘道一》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据说就是汤增璧先生代作，而辛亥革命志士刘道一的墓，就在岳麓山间。
1950年10月，毛泽东约见同学周世钊，曾反复问到1948年去世的汤老师，还委托周世钊打听汤先生的家人。
但汤先生的后人却遵照父亲遗嘱，不给毛泽东添麻烦，始终没有露面。
只到1980年，曾亲昵地叫毛泽东“大哥哥”的汤增璧先生的儿子、青海师范学院教授汤钟琰先生，在毛主席去世数年后，为缅怀父亲高风亮节以及父亲与毛泽东的情谊，写信给湖南第一师范，请求证实其父与毛泽东的师生关系。
黄露生先生说，他找到了第一师范1980年8月5日“师办字第103号公函”。这封回函中写道：
青海师范学院汤钟琰教授：
来函收悉。经查旧日档案，你父汤增璧先生于1914年上学期至1914年下学期在一师任国文教员。其时，正值毛泽东同志第四师范转入第一师范，因此，周校长（指周世钊）及斯诺所记姓汤或姓“唐”的教师，即为汤增璧先生。是实。
黄露生说，汤钟琰先生接到此函，如喜从天降，立即抄写寄给兄弟子侄，多次带领亲人，不远万里，来到第一师范，瞻仰培养一代伟人的学校。
梁世佶的岳父，曾给毛泽东图画考试打40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心新中国的教育、关心新中国的教师，同时也感念旧日老师教诲之恩。
据黄露生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财政十分困难，随后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但毛泽东仍将照顾老教师的想法率先垂范，先后用自己的稿费，招待、帮助、接济自己的老师，如黎锦熙、王季范、毛宇居、李漱清、张干、罗元琨、杨树达等先生，还有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贞常、启蒙老师邹春培先生之孙邹普勋、谭咏春先生之子谭世瑛、王正枢（即演员王人美的父亲）的孙儿等。新中国创立之初，公务员工资制度是“供给制”，为了照顾文教界“年纪大”而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和各省特设立文史馆，聘任这些老人，一边养老，一边发挥余热，实行老有所养，老有所为。
1956年，新中国由“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每月工资为300多元，而当时大学一级教授工资达300元左右，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或正省部级领导；副教授和中学八级教师最低工资每月为140元，相当于公务员中副厅级、正县处级。当时虽然绝对工资数不多，但教师在国家的地位，享有国家政府工作人员的同等待遇，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而且堪称与当时苏联、美国媲美。这充分反映新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教师辛勤劳动及其创造的社会价值的高度尊重。当时毛泽东的老师张干先生对此感受特别深，称此：“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及老者之风。”黄露生介绍。
在书院路370号第一师范教师宿舍院内，黄露生先生带我们来到一位92岁的老爹爹梁世佶先生家。
梁世佶先生的父亲梁慕诚，是湖南商专的训育员，毛泽东短暂就读商专时，梁父与毛泽东曾打过交道，对毛泽东的好学称赞不已。梁世佶先生的岳父不但是毛泽东就读一师的图画老师，更出现在斯诺《西行漫记》中，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说：
“（第一师范）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没有好好地去学，所以大多数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差。我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我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我往往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时，我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结果图画课得了四十分，不及格。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
据黄露生查阅1918年编印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志》，当时教毛泽东图画的老师，就是同住在一师教师宿舍院内的梁世佶先生的岳父谭柄锷先生。这应当是国内首次“揭秘”。老人家手中珍藏有他的岳父、毛泽东老师谭柄锷的相片（如图），这也应当是首次对外披露。
谭柄锷（1978-1961年），湖南涟源人，为民国时期湖南数学名师，兼修图画，除教一师外，又先后在长郡、周南、明德等名校任教，湖南大学成立后，被聘为数学教授，著有《微积分》等著作。
今年92岁的梁世佶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经常用电脑，打字所用居然为五笔字型。
梁老比较认可黄露生对他的岳父给毛泽东打40分的理解：其实，梁老的岳父对不喜数学和美术的毛泽东同样喜爱，尽管考试时，毛泽东只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仍然给了40分，虽然不及格，但对总分影响不大，这方面毛泽东其实心领神会，牢记在心，所以20年后，与斯诺谈话，才会绘声绘色谈及于此。
黄露生说，1915年6月，第一师范学生驱校长张干，张干公榜宣布开除毛泽东等17名教师，谭柄锷等一大批爱国老师均强烈反对。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中，特别谈到美术能培养技能、审美，观察和逻辑思维能力，说明毛泽东对图画态度的转变。1917年下半期，毛泽东当选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主持会务日常工作，在学友会组织中，设立十五部，即专门设有图画部，聘请谭柄锷先生任“教授”。
梁世佶先生介绍，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岳父主动担任湖南大学辅导青年数学教师的任务，1953年，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湖南大学被撤销，有关院系调整到其他院校，谭柄锷先生因年老体衰，便告老回家闲居。1954年夏天，湖南发生特大洪水，粮食供应紧张，当时国家没有实行退休制度，谭老家境本不宽裕，经常陷入“无隔夜之炊”的困境。
好友张干劝谭先生给学生毛主席写信求救。周世钊也劝谭柄锷写信给毛主席。半月后，毛主席回信给张干，同时提到谭柄锷的来信收到，称“请告谭柄锷先生，持此函向统战部接洽，我即不另复谭先生了”。谭柄锷正为要不要持信去找湖南省统战部，省统战部一位领导和两位同志倒是在第二天推着一部三轮车，送来300斤大米，同来的还有一位省文史馆馆长，送来聘书，称谭为我省教育作出贡献，特聘谭柄锷先生为湖南省文史馆员。
黄露生和他的《毛泽东尊师风范》
任大猛
黄露生在第一师范工作，现已退休，他说，在一师工作，就应当成为研究毛泽东的专家。
黄露生的“专”，就在于他专心和专门研究毛泽东和他的老师。
他说，他写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从黑发的中青年，变为了白发老人”，有朋友评价黄露生，就像一棵松树，咬定悬崖，傲岸兀立。看他形象，确实有些这样的风骨。
黄露生说，他之所以投入精力研究毛泽东，是因为缘分。
1961年，他在湖南大学读书时，曾有缘受教毛泽东的“书法之师”孙俍工先生，多次聆听有关毛泽东的尊师故事。
1963年，在湖南师院附中当实习老师，班上有个聪明绝顶的女学生杨小翠。他来到湖南师院操场旁坡上一幢青砖院落去家访，由此与杨小翠的母亲、也就是毛主席的老师杨树达的夫人攀谈，听到不少关于杨树达先生与毛泽东的佚事。在《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一书中说，1955年6月20日下午，毛泽东是在岳麓书院中见到杨树达。而根据他的听闻，却是毛主席来到杨树达先生家中，为患气管炎的恩师杨树达端痰盂。毛主席敬师之情，当时所有在场人深受感动。
1969年，黄露生借调湖南省中小学教材编写组工作三年，住在教育街，常伴随第一师范副校长罗三德先生到住在附近的毛主席同学、湖南省副省长、一师名誉校长周世钊家串门，听周世钊先生讲毛泽东的故事。
后来黄露生调到第一师范工作。他觉得在毛泽东的母校第一师范，就应该研究毛泽东，于是埋首毛泽东尊师研究。
1998年，黄露生出版《毛泽东尊师风范》第一版。经十余年继续努力，黄露生将原本只有17万字的第一版书，扩充为30余万字，在建党90周年到来之际，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于2011年1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被认为是国内毛泽东研究的一部重要作品。
他们曾点燃“同学少年”的光芒
任大猛
不止是一个伟人、一群少年，给一所学校创造无上光荣，还有点燃“同学少年”光芒的那些老师们。
当每天的太阳依然鲜红升起在长沙的上空，在书院路第一师范校园内的礼堂中、教室内、水井旁，你还找得到，点燃同学少年光芒的那些地点和那些恍惚仍然可闻的声音。
一师大礼堂：孔昭绶创办志愿军与毛泽东缴获上千枪支
1917年11月20日深夜，第一师范大礼堂堆满毛泽东率领的学生志愿军200人和警察一道缴获的千余枪支。一师师生无不称赞毛泽东“一身是胆”。
其实，1916年10月，第一师范校长孔昭绶以校长名义，向当时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呈文申请创办学生课外志愿军，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当时全校为营，下设两连，因毛泽东曾当过兵，被任命为一连上士，积极参加和协助学校组织开展军训。第二年，南北军阀在长沙境内混战，毛泽东便带领孔昭绶创建的学生自愿军用计在猴子石收缴溃兵枪支，堆放大礼堂。溃军则由长沙商会出资遣散而去。
八班教室：袁大胡子的嘲笑和毛泽东文章的改进
在遇到袁大胡子袁吉六之前，毛泽东的作文屡获好评。
而当毛泽东坐在第一师范八班教室读书时，国文老师“袁大胡子”袁吉六却嘲笑他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毛泽东崇奉的梁启超写文章是半通不通。迫使毛泽东改变文风，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20年后，他对斯诺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寝室：毛泽东的三不谈和162元
从八班教室穿廊可绕到八班寝室，可以看得到毛泽东当年睡过的床位。
毛泽东在校学习时，寝具简陋，生活朴素。在寝室中，毛号称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毛泽东说，若人生仅以衣食住三者所求，此人长大无价值也。
此外在一师五年半，毛泽东总共用了父亲162元钱，其中多半用来买书订报。
冷水浴：杨昌济的“身教”与毛泽东的“三育”并重
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很大，杨昌济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纵横古今的学者，在日常生活中，他刻苦磨练自己的意志，坚持冷水浴等。毛泽东即受此身教，纵使冬日寒冷仍坚持到寝室旁的冷水井打水洗冷水浴，毛泽东认为“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无畏，又是足以练习敢为。”
毛泽东又提倡德智体“三育”并重。
君子亭：被淡化的驱张干风波
当年，毛泽东在学校驱除校长张干，所写的檄文，即在妙高峰君子亭写成，如今一师的君子亭已移动方位，亭子仍在。解放后，为了保护张干不被冲击，毛泽东刻意淡化了当年在君子亭笔墨下掀起的硝烟。
附小主事室：易培基主持毛泽东杨开慧婚礼
从妙高峰操场下来，为一师附小初小部，初小部中有附小主事室，1920年夏，毛泽东被破格聘为一师附小主事（校长）并兼任师范部22班国文教员。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此成婚，证婚人为楚怡校长陈润霖，主持人为一师校长易培基。当年，他们只办了一桌酒席。
1921年6月，毛泽东向校长易培基请假，悄悄奔赴上海参加党的一大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