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林
上世纪90年代，在《读书》和许多内地报刊上,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名字：柳苏。他用散文的形式，介绍了大量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化界往事，引起了读者的注意。许多读者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久居香港的名编辑罗孚。
罗孚和柳苏都是笔名，他本名罗承勋，1921年生于广西桂林。他的职业是报人。1941年在桂林加盟《大公报》，从练习生做起，先后在桂林、重庆、香港三地的《大公报》工作，一共干了41年。胡政之很欣赏他编辑副刊的才干，曾打算派自己的儿媳去给罗孚当助手。他做到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和香港《新晚报》(即《大公晚报》)的总编辑，还编过《大公报》《文汇报》的“文艺”周刊和“海光文艺”月刊等。
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位报人。1947年，他经过同学赵隆侃的介绍，成了重庆地下党的外围骨干，参与了重庆地下党理论刊物《反攻》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反攻》的领导人正是当时还没有被称作江姐的江竹筠。1948年，他被抽调参与香港《大公报》的复刊工作，到香港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赵隆侃侥幸逃脱到香港向南方局领导汇报情况，就住在罗孚的宿舍里。新中国成立后，罗孚作为当时《大公报》唯一的党员继续留在香港从事宣传和统战工作。以后的几十年，他一直在廖承志领导下工作，廖公称他作“罗秀才”。
作为报纸专栏作家的罗孚，从当年《无花的蔷薇》开始，写了大量的散文，其中有许多的幽默、风趣，更多的是机智和俏皮，让人忍俊不禁，又在许多细微之处给人带来一点意想不到的温馨。他在轻松的玩赏和静默的观察中，品味着人生的真谛。作为党领导下的文艺工作者，他为主旋律讴歌，似乎其中也有那么一点“风花雪月”。有人称他是香港左派文化阵营中的“一支健笔”，他笔下有对人性的追求和探索，也有对社会价值的思考，这支笔在香港报界和文坛活跃了三十多年。
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他“挖掘”了许多作者。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位新闻“策划”高手。上世纪50年代，叶灵凤寓居香港，在罗孚和朋友们的鼓动和帮助下，为左派报刊撰文，一时间凤兮归来，霜红正晚。60年代，好友曹聚仁约来了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在他的帮助下刊发、出版。他敏锐地察觉到香港和东南亚华人读者由于经济情况好转而产生的阅读兴趣变化，就建议并鼓励同事陈文统通过武侠的形式用现代人的观念来诠释传统文化，写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一天一个“豆腐块”，于是就产生了“七剑下天山”的梁羽生。查良镛那时还是一位编辑，写了几部电影剧本也没找到感觉，他就鼓励这位同事在《新晚报》上开天辟地写武侠小说，以后，我们又看到了“金色的金庸”。70年代末，聂绀弩从沁园回到家，一副病躯，满脑子都是诗。他在香港以野草出版社为名，出版了聂诗《三草》，如今，老聂的诗成了一代人的心灵史。
自1982年起，他在北京蛰居了十年。从此，罗承勋改名为史林安。黄苗子和郁风叫他“史临安”，临安者，偏安之地也。北京十年，不管是“洗具”还是“杯具”，这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他成了“专职”的作家，写下了二十余万字的散文和随笔，见诸大陆和香港报刊，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他还读诗、写诗、解诗，自己写了许多首旧体诗。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的过去，在编辑自己的散文集时说，早年的文章不忍卒读，“四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假话，错话，铁案如山，无地自容”。萧乾评论说：“这是巴金的《真话集》问世以来，我第二次见识到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良知，这样的自我揭露。”
刚开始北京生活的时候，他去找聂绀弩，不想在朝内大街166号的楼道里遇见了老友范用。从此，“柳苏”这个名字，在《读书》上“横空出世”。他开始依次评点香港的作家，细数香港文坛的往事，描绘了一幅九七以前香港文坛的画卷，他肯定香港是有文学的，也有很多好作家。他使人想起了叶灵凤、徐訏和曹聚仁，也认识了小思、西西和林燕妮。一篇《你一定要看董桥》，使那位编辑更上层楼，名满大江南北……他还写了介绍香港形形色色的《香港，香港……》。他说，在双榆树的居所里，香港的人和事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在脑中闪过，香港文坛“座中多是豪英”，常让他“吹笛到天明”。
当然，他不止写作，还有交游。他和黄苗子、郁风、丁聪、吴祖光、杨宪益、邵燕祥、舒芜、舒諲一般人等吟诗作赋，唱和作答。他还向沈从文、冰心、启功、钟敬文请教问题，并记录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他为新组建的三联书店出谋划策。他曾对范用说，邹韬奋那个年代，一家有难，可以三家联合，现在，不行了。沈昌文说，柳苏先生帮助我们扩大了出版范围，开辟了一条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
1993年，他回到香港，又去美国游历。但始终没有放下笔，年事虽高，笔锋仍健。十几年来，他又在报刊上以“北京十年”“岛居杂谈”“岛居新语”等为栏目，写了大量散文、随笔及回忆文章。他说，我对香港，未免有情，我恋香港。余年无多，“岛居”最久，叶落归根，就在香港。
去年秋天，罗孚来到北京。当我问到他的著作出版的事时，他说：我没有想到我的文集能够出版；“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大名，把我“吓了一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