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旅美著名女作家。1959年生于上海。20岁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天浴》、《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多部引起海内外读者关注的长中短篇小说。《少女小鱼》（根据此作改编的电影获亚太影展六项大奖），《女房东》、《人寰》等获得了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其中《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获金马奖7项大奖和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十大最佳影片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荷、西、日等多国文字。英译版《扶桑》曾登上2001年洛杉矶时报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她是张艺谋、陈凯歌、姜文、陈冲最中意的小说家、编剧，《幸福来敲门》、《金陵十三钗》、《梅兰芳》、《小姨多鹤》这些影视剧，一次次证明了，她是一位“票房杀手”。
编影视剧是我的世俗生活
羊城晚报：最近热播的《幸福来敲门》很受国内观众的喜欢，这部剧是由您的小说《继母》改编的，您也参与编剧了吗？
严歌苓：这部剧其实是一个制片人向我约的稿，是我首次创作的电视剧本。
羊城晚报：您一直都写小说，怎么会想到去写剧本呢？
严歌苓：我是一个非常热爱文学的人，这些年来，我看到自己的一些小说改编成影视之后，都不敢相认了。有的时候，将非常严肃的文学改编成影视，是需要做很多很多妥协，电影相对还好一些，电视剧的妥协尤其大。这种妥协对于我来说是不得已的。我不愿意看到影视糟蹋了文学作品，我一直将小说创作看成是我要的精神生活，影视编剧则是我的世俗生活。
电影剧本和文学的读者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一个作家，在创作一个长篇的时候，心里还想着要照顾到影视观众的口味和需求，那么就要改变自己对文学性的追求，个人的思考和哲学追求就会降低，这是非常糟糕的，我想到这个就会冒汗。但是，这些年来，约我编剧的人太多了，我又是个不太愿意拒绝别人和毁约的人，怎么办呢？我只能将文学和影视彻底分开来。我有影视编剧的训练，文学创作又是科班出身，这两个东西都可以做，所以我只好自己直接去写剧本。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就写长篇，写剧本的时候就写剧本，这是一个解决的好办法。
我的继母不是电视里的原型
羊城晚报：幸福问题最近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可以谈谈您对幸福的理解吗？
严歌苓：在我看来，幸福就是自由，心灵的自由。不去攀比，我觉得全世界的攀比都很可怕。由于现在很多人没有一个恒定的价值观，导致了幸福感的降低。人应该常常问自己：我要的这些东西有用吗？
另外，我觉得一个幸福的人是会常常想到别人，我记得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给了你多少，要问问你给了国家多少？我觉得这话也可以这么说：不要总希望人家给你多少，而是要想想你给了别人多少。只有时常这样想，幸福才有可能经常来敲敲门。
羊城晚报：《幸福来敲门》的前半部分，写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个大龄女青年追求爱情的故事，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剩女”，您如何看待国内的“剩女”现象？
严歌苓：我始终认为，作为女人还是要活得得意一些。要有自己的寄托，要有可以相互安慰的群体，安排好自己的单身生活。如果一个大龄女青年，为了要结婚，急吼吼地去找，心态也搞坏了，那么从姿态、素质上，就已经是一个失败者了。
羊城晚报：《幸福来敲门》里的后半部分其实是写一个继母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您也有一位继母，请问电视里的继母有原型吗？
严歌苓：电视里女儿对继母的感受，的确借鉴了我记忆中的一些感受，比方说对继母的抵触到接受的这些心理张力。但我的继母跟电视里的那个继母完全不一样，我的继母是一位很漂亮很优秀的演员，她很安静，会做一手的好菜，我们相处得也很好。
羊城晚报：听说您在筹备写这个电视剧的续集？
严歌苓：目前还没有这个打算。
“写实”风格特能讨国内读者喜欢
羊城晚报：您的小说很好拍成电影，因为您的小说很有故事。
严歌苓：其实，我觉得国内读者对我的创作了解得还不是太全面。实际上，我在国外写的不少小说，抽象思维和现代技巧都特别强，比如，《扶桑》、《白蛇》、《雌性的草地》，包括我用英文写的《赴宴者》等，故事性都不是特别强。我更喜欢《白蛇》这样的抽象和隐喻比较强的作品。我自己更看重这些作品，也是我作为文学创作者来说感到骄傲的地方。
羊城晚报：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印象呢？
严歌苓：1995年前后，我在国外发表的一些作品，都很讲究文学技巧和理性思考。因为国外很多获奖的文学作品，特别注重这些方面，所有的评审都是学者，所以自己在写的时候，也自觉地朝这方面努力，很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跟评审人进行“对话”。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人向我约稿，过得比较纯粹。一直到《第九个寡妇》在国内发表。这个小说似乎特别讨国内读者的喜欢，他们发现了我这个“写实的范本”，之后，似乎就认定了我很会写实，所以，后来我开始在国内发表的小说，也就沿着这个风格写下去，写了一系列的包括《谁家有女初长成》、《小姨多鹤》等等。可以说，《第九个寡妇》这个小说是我创作上的一个大转折。
羊城晚报：记得《小姨多鹤》在国内获了不少奖。
严歌苓：《小姨多鹤》我倒觉得不如《第九个寡妇》好。
读历史书是给心灵抹上“隔离霜”
羊城晚报：您的很多小说，都写到了中国的历史。我也发现，对历史的书写，近年来很受海外华文作家的喜欢，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题材？
严歌苓：也许是使命感吧，我们这一代人都没有办法摆脱的。离开中国到海外生活，也许是有一种距离，可以从一个他者的角度来看祖国和思考祖国，感受会有些不一样。从1949年建国以来到现在这一段时期的中国，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海外也常常会被提起。这段历史是全世界都没有过的，西方人对这一段历史也特别感兴趣，这一点也许让我下意识地比较看重这段历史。
羊城晚报：一位女性作家，写那么坚硬甚至冷酷的战争和历史，觉得难写吗？
严歌苓：我不觉得难啊。因为我永远都在读资料，看历史书，这是我很享受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人有了历史知识，素质会很不一样，考虑事情的角度也会很不一样。尤其在创作的时候，要写到某段时期，就会自然地在笔下产生厚重感，而不是临时去翻阅书籍，临时去打造历史，那会写得特别的“隔”。另外，现代社会很浮躁，没有一个阅读动力让人沉浸下来，读一些历史书，会帮助人对当下的浮躁起到一种“隔离霜”的作用。
《金陵十三钗》灵感源自“南京大强奸”的叫法
羊城晚报：现在国内观众很关注由张艺谋导演的根据您小说改编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以十三个妓女拯救一群唱诗班的小女孩，使他们免遭日本人强奸的厄运，这个角度非常特别，小说是虚构的吗？为什么会想到从这个角度写南京大屠杀？
严歌苓：“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在西方叫做“南京大强奸”。实际上，从比较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这段悲惨的历史，是一个外族对另外一个民族从肉体到心理的强奸，它比屠杀———解决一个生命更残酷。在南京大屠杀里，当时死了30万人，其中有8万女人被强奸，这个数字令西方人很震惊，所以西方会一直这样去称呼这个事件。我当时看到史料上有这么一个记载：一群秦淮妓女自我牺牲去拯救一群女学生，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悲壮，很有力量，也很有意思。战争会使人很多东西突然之间发生了改变，即使连妓女也会如此，战争也能使人性发射出一些强有力的东西。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
羊城晚报：您对张艺谋导演的这部电影有没有信心？
严歌苓：有信心，因为他自己也将这部电影看成他人生中的一个大事。
写作有时会写到恶心想吐
羊城晚报：您比很多作家写得都多，您是个勤奋写作的人吗？
严歌苓：我非常勤奋。我写作的时候经常会写得很激动，有时候会写得恶心想吐，真的是生理上的恶心。一般来说，我每天早上开始写作，写到下午三点结束，晚上基本不写作。除了对写作有很高的热情之外，还由于我的性格原因：我是个不喜欢毁约的人，一般承诺了别人约稿，我都会兑现，所以，造成了我在写作上很高产。
羊城晚报：我知道您父亲也是位作家，他对您的影响大吗？
严歌苓：我父亲是个美学趣味很高的文人，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很多，知识很渊博。他称自己读书是在“鉴赏”。他是我的良师益友，经常给我文学上的一些忠告。比如说，我写到《人寰》之后，他告诉我，你写抽象已经写得最好了，再写下去会干涸，也很难超越，必须要用细节、故事情节来支撑长篇小说了。所以，那之后，我就开始写《第九个寡妇》。在他的引导下，我不断矫正自己的方向。
羊城晚报：前一阵刚播完的电视剧《铁梨花》是您跟父亲合作的？
严歌苓：其实那是我父亲的作品，是我父亲为我继母写的。由于这个故事发生在洛阳，我父亲不可能再跑到洛阳去采风，而我恰巧对洛阳很熟悉，在那里的农民家住过一段时间。因此，我就帮他到洛阳采访，了解一些当地的情况，包括电视剧里盗墓的事情。我只为他充实了洛阳的味道和风情。
做女人要懂得“爱的纪律”
羊城晚报：您给人的印象是一位很懂得做女人的女人，您的不少关于女人的妙语都被很多人引用，比如您曾经说：每天下午三点就要化好妆等着丈夫回家，认为“你要是爱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面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就是对他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这段话有人认为是您的“矫情”，您怎么看？
严歌苓：我承认我是很爱漂亮的，也有一点小资。我不喜欢被人看到自己很狼狈很不修边幅的样子，即使那个人是你的老公。老公每天在外边工作很辛苦了，下班之后，总是要让他赏心悦目，包括对自己的老婆赏心悦目，这样心情也会轻松愉快。反过来，这么做其实我自己心里也会很愉悦的。
另外，我在家里也会点点蜡烛、放放音乐、摆摆鲜花等做这些让人感觉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我很在乎这种仪式，我们一家人都在乎。比如说吃饭。在我们家吃饭是很重要的事情，桌上摆好四菜一汤，把电视机关上，放上一些优美的音乐，愉快地进餐。
黄咏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