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部分）。
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学步的过程，也离不开家长的喂养、搀扶和老师的知识传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长的历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长过程中曾经起过保姆、家长和老师作用的“共产国际”。这个1919年由俄国共产党人创立起来的国际组织，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者和革命理想主义者的大本营。二十世纪，包括中共革命在内的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大都是在它的推动、组织、指导或影响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开始步入青年之后，都势必会摆脱家长或老师的左右，走向独立。这个纯粹由俄国共产党人在幕后领导、资助的革命组织，与各国革命党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后和共产国际日渐出现分歧，最终独立自主，也反映了这样一种成长的过程。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史研究一直很纠结
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又名世界共产党，它从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双项重要使命：一是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资本主义列强包围俄国革命的情况下，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由于共产国际负有如此双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主持之下，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它既会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国的金银财宝，甚至牺牲俄共党人的生命，来推动欧亚各国的革命运动；也会因为被援助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之意见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诚履行保卫苏俄的义务，而强行干预该党的事务，包括解散该党的组织，另立共产党等。因此，共产国际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就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从来都是一个是非对错纠结得不得了的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即使从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来看，也是一样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十分明显的现象是：尽管讲述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教材和书籍汗牛充栋，但几乎从来都不提共产国际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败，也是中共领导人路线方针自身的错误，全都与共产国际无关。中苏关系破裂前后，尽管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统地介绍过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历史关系问题（党内其他领导人如陈云等也说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和指导中国革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也仅限于高层内部，以后对这方面的情况更是讳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混乱的年代里，大量涉及中共历史的文献被以各种方式披露出来，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资料被披露出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不期地面对着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苏联档案陆续开始对外开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历史档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当年共产国际与中共历史关系的。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重视，并陆续有研究成果披露出来。中国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自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段历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个时候，多数研究者很长时间里也都还是沿袭着旧的思维模式，情感上很难接受共产国际与莫斯科起过怎样的历史作用的说法。他们一直坚持认为：无论如何，共产国际都是为莫斯科的战略目标服务的，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由此影响到许多研究成果都在着力于证明一个结论，即：中国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国党错误干涉的斗争中，曲折前进的；并且是在毛泽东取得领导地位之后，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才得以走向胜利的。
这样一种情况，一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才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一是苏联解体后更多的档案被公开，有关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包括与中共关系的文献，甚至被大量结集出版，共产国际在什么时候究竟起过什么样的作用，不再是一个难以弄清楚的问题了；一是共产国际毕竟只是存在于1919年-1943年间，它即使起过怎样的作用，距离今天也太过遥远了，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日渐失去其敏感性了。
这种改变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1980年代初，北京大学向青教授发表文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起来的。这一结论当即受到了其他党史研究者的批评。这类说法自此一度消失，再难见诸于公开研究之中。而2001年，持同样观点，并且直接挑战传统的中共建党史研究的著作，却得以公开出版，而且还得到了多数中国学者的好评。虽然该书是日本学者写的，但是，围绕着该书所进行的热烈讨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能够公开发表在中国报刊上，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方面的干扰。
中共早期为何受共产国际的困扰
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所以会比较纠结，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其实就宣布加入共产国际，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自愿听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对此，中共二大专门通过决议。共产国际对加入者也有明确的纪律约束，这包括：凡加入者，党名必须为“某国共产党——第三国际共产党支部”；“必须以全力拥护苏维埃共和国”；必须遵守第三国际的一切决议，第三国际亦“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等等。
也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期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是自觉地把自己视同国际共产党的党员的。李大钊代表中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讲得很明白，即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确是“跨党”，但这并不等于“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共产党员的作用，就是要在国民党与国际组织之间做个联络，使革命运动更好前进。孙中山对此也很理解，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
因为是国际共产党的党员，因为是站在阶级立场上来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因此，早期共产党人在拥护苏俄或保卫苏联的问题上，很少会有情感上的困扰。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商谈建交，涉及到外蒙古主权问题时，中共方面就公开赞同莫斯科的主张；1929年张学良发动事变，试图武力收回中东路路权，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毫不犹豫地打出了“保卫苏联”的旗号。
之所以中共早期会这样行事，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深信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按照阶级斗争学说，资本主义条件下全世界无产阶级才是一家，因此，“工人无祖国”，要不要为民族国家利益而斗争，必须首先弄清楚它是不是符合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因为俄国革命所创造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无产阶级的祖国，因此，任何争取和保卫民族利益的斗争，都必须服从和让位于拥护和保卫苏俄利益的斗争。
但是，以这样一种观点和方法行事，在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的中国，难免会引来许多批评和质疑。1924年中共在外蒙古问题上的言论文章，就受到了不满中共的国民党人的强烈抨击。1929年“中东路事件”期间，已经下台的中共前总书记陈独秀，也曾专门拟函，批评中共中央“保卫苏联”的宣传不讲策略，不知顾及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
与此同时，太过把世界革命和国际主义理想化，反过来也常常使中共领导人对共产国际和苏俄要求太多太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2月，国民党内部爆发了蒋冯阎大战，亦称中原大战。按照共产党人的观念，战争从来都是革命的导火索。如此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局面，自然刺激了急于成就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的热情。当时的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李立三就全力推动部署全国暴动计划，一心想要加速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为此，他不仅打散了党团工会各级组织，组成了行动委员会，调动远在农村的红军来进攻城市，而且明确提出让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配合中共的城市暴动，并藉此在远东与帝国主义列强展开大决战，使中国革命成为促成世界革命的导火索。不难想象，这样一个计划，在莫斯科领导人看来会是何等疯狂。李立三随即被共产国际下令免去领导职务，发到莫斯科去接受批判，由此一呆就呆了将近二十年没让回国。
早期中共为何离不开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关系中有再多问题，也不妨碍它们之间的相互需求和相互依存。
在共产国际方面，它原本就是世界共产党，是靠一个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组成的，它自然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同时，共产国际的成立，原本就是为把苏俄革命的经验推广到各国去的，因此各国党本身就是它输出革命的渠道和手段。另外，共产国际既然肩负着保卫苏联的使命，在苏联外交上极端孤立，不断有列强国家压迫苏联的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也是帮助苏联拓展民间外交和牵制列强反苏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也是为什么俄国革命成功后，虽然经济极端困难，国内人民还处在严重冻馁之中，苏俄政府就把从沙皇及其贵族和地主资本家那里剥夺来的金银财宝，偷运到欧洲去倒卖成外币，直接用来支援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团体。以后苏联的经济条件好些了，它用于这方面的援助开支也越来越大了。
在中共方面，因为它的组建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完成的，因此它和俄国党即经历了二三十年斗争磨炼、分化，最终成就出一个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不同，它的各方面准备都明显不足。因此，它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能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幼年的中共，就像是牙牙学语的稚童，开始时连路都不会走，必须要由共产国际搀扶着才能走上现实的革命之路。
因此，中共早年的大批干部是送到苏联去学习培养的，共产国际从1921年中共成立之初，到1930年代中期，一直是在中国派驻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并在中共中央派有自己的代表，以协助贯彻落实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的。中共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统一战线和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甚至多年后中共六大的各项政策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各项政策法律文件，还都是由莫斯科的苏联专家制定出来，然后直接译成中文的。就连1930年确定了以农村为中心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之后，莫斯科还专门派来苏联军官，担任军事总顾问，驻在上海租界，遥控指挥军事；另派层级较低些的德国籍军官，深入中央苏区，直接负责落实上海军事总顾问的军事方针。
中共早期所以离不开共产国际，不得不听其指挥和号令，除了理论上、实践上和干部组织等方面的欠缺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财政经济上长期无法独立。
我们看中共早年的档案文献可以发现，中共从1920年开始建党起，就面临着经费上的短缺情况。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上海共产党，并没有几个人，同时还办着《新青年》杂志，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组织建立起来之后，需要进一步出版各种杂志和翻译印刷各种小册子，包括开办外国语学校和工人夜校等，仍旧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先后南下后，上海党很快就陷入到财政危机之中，连派人去广州的路费都筹不出来了。因此，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人员不得不借贷帮助上海党的组织维持工作。
根据陈独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关信件、报告和张国焘1929年的回忆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产国际提供的经费援助了。按党章，党员固然需要交纳党费，但是，由于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方法，把自己变成了职业革命家的组织，骨干党员大都是以党的事业为职业的，因而也必须要靠党来解决生活经费，没钱可交。结果，从中共二大以后，党费就收不上来了。此后，共产国际即开始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预算，按月向中共党、工、团等组织提供固定的活动经费。有特别事项，则还需要提供各种特别经费。随着党员人数的日渐增多，这方面的经费提供额度也日渐庞大。到1927年，各项经费加起来，莫斯科提供给中共的经费，已不下100万美元之数了。
由此可知，共产国际这段时间所以能够很轻易地干预中共各项工作，包括党内干部的配备和任命，中共经济上不独立，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后，中共中央撤离了城市，全部工作转去了农村，后来长征路上独立自主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为它与共产国际一度失去了联系。抗战开始以后，中共中央逐渐开始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毛泽东领导的中央不再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中国党这时在经济上已经完全独立了。
共产国际的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共产国际对中共及其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实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共产国际的所有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经验和知识，几乎全都是从欧洲，即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理论，特别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得来的。这些理论和经验，在中共幼年，党的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了解，对中国应当如何革命还严重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下，确实极大地帮助了中共认识、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极大地帮助中共改变一厢情愿的革命幻想，判断并规定适当的革命阶段性方针，从而有利于其依照不同形势和阶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经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共力量的发展壮大。
以共产国际两次统战政策制定给中共带来的飞跃发展，即足以看出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统战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帮助国民党革命的同时，创造独立的生存空间和斗争形式。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前一个只有400名党员的秘密小组织，不过两三年时间，便一跃而发展成为一个拥有5.7万党员和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产国际下令重新恢复一度放弃的统一战线政策，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再度合作。中共据此放弃了此前的苏维埃革命方针，改行民主政治的斗争目标和争取一切中间派的斗争策略。结果，中共从国共合作之初只有两三万正规军、两万多党员和陕甘宁十几个荒僻之县，不仅成功度过了八年艰苦抗战，而且再度一跃而成为拥有100万军队、120万党员和拥有1.5亿人口，占据着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大片敌后根据地的庞大政治军事力量，拥有了足以同国民党相抗衡的强大实力。
但是，共产国际从欧洲，特别是从俄国革命历史中搬来的理论和经验，特别是它基于苏联利益制定战略政略的出发点，也不可避免地极大妨碍过中国的共产革命进程。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苏维埃革命和暴动政策，就是依据俄国革命阶段划分的经验，把中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并排除在了革命队伍之外，并列为最危险的敌人。在俄国人帮助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中，甚至明文规定：中国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国民权利与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贫苦农民两部分人。这一极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这样一种政策策略来对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社会阶层，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走到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联合的对象，都推到敌人一边去，从而使自己惨遭失败。
当然，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来说，共产国际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重要贡献。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泽东推上了最高领导地位。
共产国际启用毛泽东——“无心插柳柳成荫”
从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资料可知，共产国际一直注意在中国党内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领袖。在这方面，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陈独秀这样的大学教授，后是用向忠发这样的工人大老粗，然后又挑了自己培养的留苏学生来挑大梁，但没有一个是他们满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眼睛里，这个人理当是经验丰富，而且足以应付中国军事革命这一特殊环境，有相当威望的干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泽东是在1927年初。当时，北伐战争顺利进行，但两湖农民运动出现了过火的情况，中共中央正力图矫正。共产国际这时正积极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激进，对中共中央的措施颇抱怀疑态度。恰好这时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肯定湖南农运“好得很”。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读到后公开表示赞赏，并将毛文刊发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以示推崇。
国共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没有按中央部署进攻长沙，而是率秋收起义残部转去井冈山“落草”。此事让中共临时中央极度不满，严厉地处分了毛泽东，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毛泽东却由此开创了中共武装割据的一片天地，创立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武装。对此，共产国际也很快给予了重视。从1929年起，莫斯科开始高度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并长期跟踪，还连续在其机关报上予以公开报道。到1931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际，他们就已经很清楚毛泽东作为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在红军与根据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将毛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而当1932年主持临时中央的留苏学生们想把个性极强的毛泽东从军事领导岗位上排除出去，并计划将毛从苏区送到苏联去“养病”的时候，共产国际则明确地表示了反对。它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必须要“团结”好毛泽东，并注意发挥毛的作用。
1934年，已经退入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在对国民党的“围剿”作战中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共产国际显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泽东的作用。他们不仅批准将毛泽东重新选入政治局，而且开始在莫斯科公开译制毛泽东的文集，出版毛泽东的中文选集，发表毛泽东的个人传记，并且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破天荒地把毛泽东的头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几个著名领袖人物的头像一起，悬挂在会议大厅里，实际上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态度：毛应该在中国党内成为最高领袖。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剥夺了此前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留苏学生博古的总书记地位，推举了另一位留苏学生张闻天做新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对此，共产国际事后没有出面否定，但它却通过派遣长期在共产国际做领导工作的中共领导人王明回国的办法，将总书记负责制，改变成了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抗战开始之后，这一办法因中共中央负责人在延安和武汉两地办公，引发了权力中心归属的争执，经斯大林等人同意，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要像众星拱月一样围绕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正式表态支持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担任最高领导人。
把中国党内能力最强，一心想要成就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推上中国党的领袖地位，意外地带来了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未能料到的结果：动摇了中共党内以往“言必称希腊(苏联)”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中国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此开始走向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共产国际作为国际领导中心的作用，乃至于苏联作为无产阶级祖国的地位，都不得不让位于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响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中共破天荒地拒绝采取“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两年后，共产国际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发现，毛泽东不仅毫无痛惜之情，而且还颇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但是，共产国际此举对中共自身的发展与成功，却意义重大。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最终形成了足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强大实力。战后，它又在美苏之间纵横捭阖，利用战后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不过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实现了20多年来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标。
■主题延伸·一
周恩来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一九一九年—一九四三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共产国际的初期（一九一九年三月—一九二七年七月）……，共产国际的工作对于中国革命，还是有益的多。当然，也有个别的原则问题的错误。……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后期（一九三五年—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内部事务还是有些干涉，甚至在组织上也还有些干涉。但这个时期比共产国际初期对我们党的干涉少，比中期就更少。后来战争打起来，对我们党的干涉就很少了。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
（选自周恩来于1960年7月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报告）
■主题延伸·二
与共产国际“抗争”的三位中共领导人
在中共党史上，有三位领袖人物都竭尽全力想让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
陈独秀：“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陈独秀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主张中共自己搞革命。他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更不愿意向国际汇报工作、受其领导。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在下台后个人反省期间，陈独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
李立三：试图让共产国际成为执行中国革命计划的配角
1928年冬到1930年秋，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之一。他进一步提出：中国革命必将发展为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所以“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西伯利亚十万中国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援助中国，向敌人进攻。”在他的这一暴动蓝图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只是执行这一计划的配角。显然，这犯了共产国际的大忌。共产国际以最快速度和最坚决手段进行干预:停发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这是中共自建党以来所受到的最严厉制裁。
毛泽东：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存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更有赖于经济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条更为关键。给中国革命开辟独立发展道路的是毛泽东。他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在实行白色恐怖的各个军阀政权连年混战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片广阔的发展天地。红色根据地和农村革命政权的广泛建立，不但在政治上开辟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独特的理论领域，在军事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在经济上也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林辰辑自金一南所著的《苦难与辉煌》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