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以后的作品要有“抗拍性”

　　“我总是不断走动，每到一个地方，都会遇到一些和我类似的写手，我会在跟他们的交谈中获得一些刺激。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把中国文学写好，能让人家一谈起这个话题，就像谈法国文学、拉美文学一样。 ”

　　早在10多年前，严歌苓就萌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小说的想法。从1994年开始，严歌苓经常参加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些纪念活动，搜集文字、照片、胶片等资料，“要是真的去写大屠杀，我可能写不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凄美的故事，一方面是残酷，一方面是美丽，这样我才能写，所以最后我写成了这本《金陵十三钗》。 ” □记者齐书勤

　　谈改编 剧本小说区别对待

　　在谈到小说与电影的关系时，严歌苓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我的作品虽然被大量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但在我心中始终是将编剧和作家这两种身份严格区分的，我更加注重纯文学作品的创作，因此，我希望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多写一些‘抗拍性’很强的作品，不希望读者将我的文学创作与影视编剧混为一谈。 ”

　　严歌苓表示，自己既爱文学，也爱电影，但好的文学不一定就是好的电影，所以自己要多写一些纯文学的文字，也写一部分为电影创作的文字，“我希望这两件事别混在一起，如果混在一起就会造成巨大的妥协。我可以写纯文学的东西，也可以专门写电影电视剧，而不是主动想写一个东西让他们拍成电影或电视剧。 ”

　　创作小说时，严歌苓感到非常快乐，整个身心都会投入进去。但是写电影和电视剧却不同，比如像《幸福来敲门》，实际上是严歌苓为她的好朋友量身定做的电视剧，根本就没打算出版，“这两种创作方式是很不同的，因为小说的那种感受跟你长期以来对一件事情的思考，对很多事情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积累逐渐加深的思考都是有关的，而电影和电视剧当然它也需要这样的深度，但是写电影剧作技巧是一定不能忽略的，所以技巧比原始创作更加重要。 ”严歌苓说。

　　谈电影 与书内容差别不大

　　作为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主要编剧，严歌苓表示，书中的主要内容都体现在了电影里，电影与书的内容差别不大。谈到和张艺谋的合作，严歌苓称张艺谋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性格非常随和，“我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快乐的，他常常跟我们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些故事甚至可以激发我写一些东西。 ”

　　严歌苓表示，她对自己所有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都不是很自信，“我觉得我活到这个岁数，不能对任何事情期望太高，这跟影视作品本身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的所有事情都在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可做完之后，稿子一发出去，我立刻就后悔了，所以我每次发完稿都战战兢兢，如果对方在三五天之内没有什么消息，我就会想，他们是不是特别失望？是不是否定了我的作品？我特别不自信，写到今天还是不自信。 ”虽然对于自己以往的作品，严歌苓还是很满意的，但她仍觉得可以写得更好，她认为从“好”到“登峰造极”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谈写作 思想需要新陈代谢

　　去年，严歌苓开始创作一部新作名叫《无期》，如今快要写成。“其实有好几次我都想交稿，但又怕自己后悔，于是就拿出来再改。这部作品一共30多万字，写的是一个男人的故事，而且是我第一次用电脑写作，算是我创作道路上的两个突破。不过，我发现用电脑写作非常累，需要双重精力集中，不如我拿铅笔更‘绿色’，所以这部作品写得非常吃力。 ”

　　近几年，严歌苓在媒体上的曝光率逐渐增多，而她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后，关注度始终居高不下。生活中，严歌苓最喜欢的正是写作，这是她每天必须做的一件事，“我觉得人的生命力有新陈代谢，我的思想、精神也有新陈代谢，如果我不写的话，就会影响我生理上的新陈代谢，所以我一直在写，只要每天坚持写，不知不觉就会发现写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