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纪念馆。 曾强 郭康清 摄 
梁文祥摄
这是河北平山县民兵埋设地雷配合主力作战。新华社发
南粤足音
今年5月22日，年过半百的美国人戴维·克尔来到广州，与60多名东江纵队老战士及其后人欢聚一堂。
67年前，他的父亲、美国“飞虎队员”唐纳德·克尔中尉在香港执行任务时遇险逃生，幸被广东东江纵队港九大队接力营救。“拯救大兵克尔”成为中美友谊的一段佳话。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戴尔重走父亲当年的脱险之路，并给东纵老战士们献上“飞虎队”标志佩章，表达深深的谢意。
其实，当时被东纵队员救出的盟国将士，何止唐纳德·克尔一人。东纵的光辉战史，目前展示在罗浮山脚下的东江纵队纪念馆里。它修在当年东纵指挥部———现在的冲虚道观旁边，于2003年12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距离东江纵队成立的时间——— 1943年12月2日，已过去了60年。岁月淡去，只有馆内珍藏的展品向游人静静地讲述着抗战烽火。
孤悬岭南，从200人发展到1.1万人
走进纪念馆，右侧一组蜡像，四个身穿八路军服装的人坐在一个方木桌周围研究作战部署，有人讲话、有人记录，形态各异，非常逼真。纪念馆馆长熊茂昌告诉记者，这是纪念馆新添置的展览品，蜡像四人分别是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兼参谋长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
1938年10月12日，侵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不久，一批共产党员被派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先后成立了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东(莞)宝(安)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两支武装共200余人。
虽然人少，但是两支队伍依靠广泛发动群众，积极打击日军，先后收复失地，恢复了内地与香港和南洋联系的重要交通口岸。
1940年，吸取了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经验后，部队决定回到东莞、惠州、宝安一带发展，进入大岭山区和阳台山区，发动群众抗击日军、汪伪政府军和国民党顽军。1943年12月2日，部队更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成立后，广泛开展游击战，扩大游击区，壮大队伍。到1944年，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达120万以上。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江纵队趁势解放了东江两岸、沿海地区和粤北等地的城镇60余处。
八年抗战中，这支远离党中央、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孤悬敌后，处于日、伪、顽夹击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党中央和广东党组织的领导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成一支拥有1.1万余人的队伍，组织民兵1.2万余人，毙伤日、伪军6000多人。
美国飞行员儿子再走父亲被救路
记者在纪念馆看到了一张珍贵的老照片：在一间中式房屋前，坐着三位外国将士，身后站立着一位中国将士。熊茂昌告诉记者，三位外国将士中间的一位是当时被东纵的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香港救出的英军上校赖特。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爆发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积极前往香港营救被日俘虏的英军官兵和国际友人，先后共救出英国人42名，印度人54名，丹麦人3名，挪威人2名，俄罗斯人1名，菲律宾人1名。
记者查阅资料才发现，英国对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营救了多少位英国士兵也有自己的统计，这个数字是68名。为表纪念，英国还成立了“香港突围群英协会”。2009年5月29日，协会的成员——— 被救英军将士的后裔81人首次抵达中国，重温当年先辈突围之路，走访探寻当年英军突围人员的足迹。
同样坚持探访父辈足迹的还有美国人戴维·克尔。本月16日，他再次来到香港，乘游艇前往当年父亲——— 唐纳德·克尔被东纵队员解救时离开香港的最后一站——— 米粉咀。令人感动的是，这一天，深港两地20多名东江纵队后人相聚香港西贡码头，与他相伴同走这条路。
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虎队”第32战斗机大队第三中队中尉唐纳德·克尔在轰炸日军控制的香港启德机场时，驾驶的飞机中弹起火，他被迫紧急跳伞逃生。克尔降落到九龙山区，得到港九大队一名小交通员和一位女干部及时的救护。他们将克尔藏到了沙田吊草岩的一个山洞里。驻港日军出动了一千人在沙田、西贡一带进行“扫荡”，企图搜捕克尔和消灭港九大队主力。港九大队及时开展了反“扫荡”作战。克尔在短枪队掩护下，避过了日军持续半个多月的搜捕，安全抵达东纵司令部，伤愈后，克尔被送回了“飞虎队”设在桂林的基地。
戴维·克尔第一次重走父亲突围路是在2008年。他说，母亲弥留之际，记忆力已经很差，却经常转述丈夫的话，反复提起那个救过丈夫的勇敢的中国少年李石，还不断敦促儿子到中国去，为父了却感恩心愿。于是，克尔的两个儿子安迪和戴维开始了他们赴中国的感恩之旅。2008年7月26日，戴维·克尔带着家人来到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见到了当年参与营救他父亲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短枪队战士邓斌及东纵其他战友。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2月至1945年1月，东江纵队总共营救了8位美军“飞虎队”飞行员。
追忆
90岁老战士郑群忆东江纵队战史
“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满头银发、身材挺拔，走路稍慢但无需拐杖，今年90岁高龄的郑群精神矍铄，近日接受了南方日报的专访。
郑老是梅州五华人，17岁入党，抗日战争时期任东江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队长。1946年，他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区纵队东江第二支队鏖战岭南。建国后任广东省政协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等职。耄耋之年的他，还出任广东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会会长的职务，专门研究民族凝聚力。记者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正在读《中国震撼》，他说：“你们南方日报送来的这本新书让我很受启发，解决了我心中的几个问题。”
谈起当年东纵的战史，老人滔滔不绝，笑着说：“我们那个年代经历的事，现在和你们说起来好像讲神话故事一样。”
美军盛赞东纵是“在华最重要情报站”
郑老说，东纵有几个不同于八路军、新四军的特点，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从无到有”。他告诉记者，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由老红军做班底组成，而东纵在抗战前并不存在，是党白手起家组建的。
当时，广州沦陷后，广东党组织先后派曾生、王作尧等共产党员到惠阳、东莞、宝安、增城等地组织抗日武装。曾生从香港带回共产党员、进步工人、青年学生70人左右。后组建100多人的队伍，不仅没有作战经验，有的人连枪都未打过，大部分人没有武器。王作尧在东莞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到县政府仅领到40多支残旧生锈的步枪，每枪只配15发子弹。东纵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东纵面临的形势是日、伪、顽三股势力疯狂进攻！我们活了下来，而且成果不小。”郑老用右手指点着桌子说，“这证明了当时广东的共产党人是最坚定的、最勇敢的、最不怕死的，没有这种精神，赤手空拳怎么抗日啊？”
当年东纵有“四多”：知识分子多、港澳同胞多、归国华侨多、女战士多。东纵里面有200多个中山大学的学生。
“我们东纵不仅能在农村活动，还能到大城市里活动。”郑老说，“跑到香港杀汉奸、杀日本人、夺取情报、抢救800多个文化名人，在香港提起东纵，日本人都害怕，这可是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的经历。”
谈起东纵战绩，郑老说：“我们还营救了百余位国际友人，给当时的盟军——— 美国十四航空队提供了很多的关于日本的情报，当时我们的情报工作在美国十四航空队内威信很高。”
因为东纵的威信，经党中央电示同意，美国十四航空队派出一个情报组到东纵建立情报合作关系，设立了电台。郑老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当时，东纵的情报人员打入香港日军宪兵部特工课，窃取了一份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美军十四航空队，盟军据此炸毁香港九龙船坞等日军据点。东江纵队获得了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在华美军司令部和华盛顿的赞誉，盛赞东纵情报站是“美军在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
化名“郑惠群”扮商人潜伏惠州城
说起从军机缘，郑老说：“我入党、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土豪、抗日。”1938年中学毕业的郑群在家乡五华党支部工作。后来的几年，干过地下党、做过支部书记、中共县委的部长、县委特派员。
说起“潜伏”的经历，郑老讲得津津有味。“当时，虽然是国共联合抗日，但是国民党对于我们的进攻从来就没少过。1942年5月，中共粤北省委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省委书记被特务抓捕，为了保存实力，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广东国统区地下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我当时就在国统区。”
1943年，为了掩护一些身份已经暴露的党员，郑群等人在水东办了一个小型农场，把他们以亲戚或雇工的名义隐藏在农场里面。“我潜伏在惠州城，干起了行商的生意。当时我化名‘郑惠群’，找了一家叫‘大益行’的商行，把运来的货放到那里，那里吃住全包，卖的钱分给‘大益行’5%就行。”郑老说。
“当时，我们老家有个同姓的人在国民党内工作，我就经常和他拉关系，了解敌人什么时候发兵进攻东纵，然后就自己或者托人把消息传给当时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总队长曾生。”
回忆起过去的惊险岁月，郑老露出孩子般得意的微笑。
点评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淼翔：
除了阻击日军
东纵承担了“中转站”作用
从抗战开始，中共中央就十分重视华南战场。除了因为华南地区本身的战略地位重要外，还因为它毗邻香港，是国内与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国际反法西斯盟友们取得联系的重要通道。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设有八路军办事处，如果在大陆没有党的力量与之联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便少了腿脚。
为此，当时的中共广东省委在东江、琼崖、中路、西江、南路、北江等地都先后建立起人民抗日武装，并先后建立了东江、珠江、琼崖纵队及其根据地，其中东江纵队的力量最强大。除了阻击日军，东江纵队承担了“中转站”的作用，将人、财、物从香港转进，从大陆转出，营救了大批的国内知名人士和一些国际反法西斯盟军士兵。
虽乏大的战役，但是中共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地发动群众抗日，坚持不懈地开展斗争，牵制了日军的兵力，阻止了日军南下，为国际反法西斯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红色辞典
狼牙山五壮士
1941年9月，日伪军约3500余人围攻易县城西南的狼牙山地区，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某部7连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及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等5名战士担负后卫阻击，掩护全连转移。5人边打边撤，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绝路。子弹打光后，5人用石块还击。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毁掉枪支，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山腰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地雷战
地雷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山东民兵最重要的作战方法之一。在山东境内，海阳民兵发明和制造了数十种地雷，海阳的地雷战在山东最有名气。
海阳民兵运用灵活的地雷战，配合八路军作战，巧妙地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生死争夺，使日军防不胜防，闻雷丧胆，海阳民兵因此而名声大震，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旗帜的先声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在年底公开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7月7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