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著名野生动物摄影师
蒂姆·拉曼用相机守望天堂鸟的人
文/周一妍 编辑/吴慧雯 图/小武 图片提供/ 蒂姆·拉曼
1987年，当蒂姆·拉曼第一次去婆罗洲雨林，他还是哈佛大学生物学的博士生。现在，拉曼成为《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并为自己是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的成员而自豪。5月19日，拉曼接受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奚志农的邀请，做客“外滩讲坛”。
美国杂志社的编辑想要一些来自蛮荒绝地的生物摄影时，他们往往会给蒂姆·拉曼打当电话。
出生于1961年的蒂姆·拉曼是美国《国家地理》签约摄影师，擅长陆地和水下拍摄，另外，他还常常会爬上树冠，在雨林中拍摄令人难忘的动物，或是那些世界上最濒临灭绝的鸟类。
1987年，拉曼第一次去了婆罗洲雨林，当时，他还是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生，从那时起，亚太地区成了他科学研究和摄影的特别关注地带。最初，拉曼去婆罗洲是出于对雨林生活的好奇，后来发展成一项研究雨林生态的科学计划，但做了几年研究后，他感到，为一块正被迅速破坏的栖息地撰写科学论文令人沮丧，而摄影则能更有效地传达雨林栖息地的信息。
“专业科学论文的读者，可能只有几个人，而一张扣人心弦的照片，则会影响一大批人。”拉曼说，于是，他开始转向这一领域。1997年 4月，他首次在美国《国家地理》发表文章，此后，他成为《国家地理》固定撰稿人。迄今为止，拉曼在《国家地理》上发表的所有文章，都和保护自然有关。他为自己是国际自然保护摄影师联盟(ILCP)的成员而自豪。
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倡导“用影像保护自然”的人，他就是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师、野性中国创办人奚志农。他与拉曼相识于2009 年墨西哥荒野大会，同为ILCP 成员的他们志同道合，正是奚志农，促成了拉曼的中国行。
5月19日，拉曼来到上海民生美术馆，作为“外滩讲坛”主讲嘉宾，他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天堂鸟”项目娓娓道来。在过去六年，他已在新几内亚地区为此做了总计12个月的田野工作，拍摄到36种天堂鸟，今年年底，他会完成“天堂鸟”家族的最后3 种。拉曼照片里的天堂鸟照片，全身羽毛五彩斑斓，腾空飞起时，硕大艳丽的尾翼有如满天彩霞，流光溢彩。拉曼每播放一张 PPT，观众都会发出一阵惊叹，有趣的是，拉曼的照片拍摄的不仅仅是天堂鸟本身，还有这个非凡的鸟类家族在自然环境中的生活状况。
拉曼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在热带雨林中，光线瞬息万变，野生生灵也神出鬼没，想要拍摄一幅精彩的照片，需要有些“前视”的本领。“对我来说，这就像是一种本能。当你在追逐一只鸟或一条鱼时，你必须利用第六感去考虑拍摄时如何构图，我认为这种能力只有经过时间的历练才能达到。”
“天堂雨林”寻鸟记
记录新几内亚地区39 种“天堂鸟”，是拉曼长达7年的拍摄项目，始于2004 年，预计在 2011年完成。这是拉曼迄今为止目标最远大的项目。
“天堂鸟”是世界上最华美的林鸟之一，在全球共有42 种，其中39种生活在新几内亚崎岖偏远的地区。200年前，博物学家华莱士来到这里，考察“天堂鸟”时，想到了“生物进化论”。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性选择”一章采用的图画，就是天堂鸟。
“在新几内亚，没有猛兽，没有野猫，天堂鸟没有天敌(除了人类)。于是，雄鸟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弄漂亮，每天挥霍几个小时跳舞取悦雌鸟。他们肆无忌惮的进化，变得漂亮异常。”拉曼兴奋地说。
让拉曼觉得充满吸引力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摄影师拍摄全这39种天堂鸟。在欧洲各大博物馆里，放置着一些天堂鸟的标本，这是早期西方探险家来到印尼猎杀的。“不同的是，当时他们带着的是枪，而我带 的则是相机。”
但拉曼追逐天堂鸟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
首先，新几内亚地区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两个国家间没有直飞航班。“鸟儿可以自由飞越国家。但如果我要去印尼，需要先飞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再到拍摄的雨林；如果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则要先去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再飞莫尔兹比港，再到拍摄地点。”
天堂鸟的出没地很分散，有些分布在 3000 米的高山上，有些喜欢停在折断的树梢上，小部分喜欢在陆地上活动。渐渐地，拉曼将寻鸟目标锁定于天堂鸟爱吃的无花果树上，有些时候，一守就是几个小时。为了取得最佳的拍摄角度，他会选择用自带的“掩体”，爬上比无花果树更高的树 上安营扎寨，在“掩体”中探出用迷彩布包裹的70-200mm 的镜头。
他回忆说，有一天，他来到一个村庄拍摄一种特 有的天堂鸟，在当地，村民仍有猎杀天堂鸟的习惯， 他常用的“掩体”很快就会被警惕的天堂鸟发现，于是， 他还雇请当地人为自己打造了一个酷似大果子的丛林“掩体”，挂在树上，摇摇晃晃。
通常，拉曼早上4点起床，迅速吃点东西，在黑 暗中走半个小时路，有时候还会有两个搬运工，帮忙将摄影器材搬到树前，然后，他在黑暗中带着攀爬器，沿着绳索爬树，下面拖着一袋摄影器材。在天亮前，一切准备就绪，6点，鸟儿开始飞了。
拉曼通常要在“掩体”里呆上三四个小时。所谓“掩体”，那不过是短棍子支起的的框子，或捆在树枝间的两块板子，上面放一块垫子，周围都是用作伪装的布和网。除了全神贯注观察是否有天堂鸟进入自己的镜头外，拉曼还必须时不时回头看一下身旁的电脑屏幕，因为屏幕连接着另外一处的照相设备，万一有鸟经过，拉曼按动电脑键盘，也可以远程控制相机拍摄照片。
2007年7月，美国《国家地理》刊登了天堂鸟专题，这是该杂志就这种鸟类刊发的首篇摄影报道。2011年底，当拉曼完成39 种鸟拍摄后，《国家地理》将会刊发第二篇天堂鸟专题。
在5月19日“外滩讲坛”现场，一位观众提问：“拍摄如此美丽的天堂鸟，会不会反而加剧它们成为盗猎者目标的危险？”对此，拉曼的回答“当地人猎杀天堂：鸟是传统。但目前他们已逐渐意识到这种美丽林鸟的价值，他们开发保护区，禁止捕杀这种鸟类，小心翼翼地保护它们，从而吸引参观者，开发生态旅游。”
“绿色”构图
拉曼认为，拍摄栖息环境中的野生动物很重要。动物不能离开栖息地生活，在报道中传递栖息地的重要信息是十分必要的。“我想为观众提供动物在生活中的那一瞬间。”
2010 年英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的获奖作品中，就有一张蒂姆·拉曼的作品。眼镜猴是世界上体形最小的灵长类动物之一，拥有一双大眼睛和一对大耳朵，体长仅15厘米。他曾在婆罗洲上寻找眼镜猴达 20 年之久，但并未找到这种珍稀灵长动物的踪影。蒂姆没有放弃努力，最终，他在沙巴州丹侬谷保护区发现了一只眼镜猴。他急忙跑回营地，拿起三脚架和闪光灯返回原地，而那只眼镜猴也很配合，见到蒂姆到来后，竟然摆姿势让他拍。
此外，拉曼还拍摄到一张眼镜猴手抓蟑螂、正在啃食的照片。
“我有生物学知识背景，同时我又被雨林中的夜晚深深吸引。我想为夜间活动的动物拍摄一个专题。拍这只眼镜猴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它们都藏在树洞里，十分机警。我找了几个人帮我拿着闪光灯和手电筒。它移动得非常快，我必须动作迅速。当我在相机上方放好闪光灯时，这只眼镜猴刚好捉到一只蟑螂，开始吃起来。它看起来心满意足。”
这张眼镜猴照片，诠释出拉曼的“绿色构图”想法。
“我并不想只拍一头野外的狮子，这太容易拍了。”他曾在接受英国《影像视觉》杂志采访时解释，这么说没有丝毫讽刺之意。“难得的是拍到某种珍稀生物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在茂密的雨林里。”拉曼把这归为他不常用相机的自动拍摄功能的原因之一。“数码相机的自动拍摄功能适合这样的摄影师，他们主要和非洲水潭边的大象打交道，但在雨林中，它很难起作用，几乎不能拍到动物的任何活动。因为，不管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我觉得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拍得更好。”
拉曼告诉《外滩画报》，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的背景，使得他在这一领域具有极大优势。“生物研究者，首先对大自然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善于观察，可以提前预判出野生动物可能出现的地点，同时，生物研究者比普通摄影师拥有更丰富的专家资源。”拉曼说。
拉曼口中的专家资源之一，就是他的妻子谢莉儿·诺特(Cheryl Knott)。她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每年会花上几个月在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洲，研究当地特有濒危物种红猩猩。她与拉曼合著的儿童读物《与红猩猩面对面》已推出中文版。
在这本图文并茂的儿童书籍中，选用的照片大多出自拉曼之手。出现在封面上的那只红猩猩，被茂林的树叶簇拥，毛色黝黑发亮，目光炯炯有神。
“我想拍一只真正的野外猩猩，而不是呆在康复中心的那种。”拉曼说，“我跟了它好几个星期才取得了它的‘信任’。后来，它习惯了我的跟踪，差不多只有5米的距离，我捕捉到它那相当狡诈的目光。”终于有一天，这只红猩猩停下来休息，完全无视就在对面的拉曼。突然，红猩猩眼睛发亮，朝拉曼的右边看去。事实上，它正在观察一只雌猩猩是否就是自己一直追踪的那只。
“拍摄这张照片十分艰难，光线也很难掌控。我使用了较低的快门速度(1/30 秒)加上三脚架和反光板锁定功能，保证它的清晰。如果我按下快门时它正好眨眼，眼睛就会变得模糊。”
“我的偶像是乔治·夏勒”
在此次中国行之前，拉曼只在1987年来过中国内地，到过上海。但他的许多摄影作品，都被同行称赞具有中国国画的风格。
拉曼分析说，这可能跟他从小在日本出生长大有关。他的整个孩童时代几乎都是在日本度过的。十多岁时，他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并喜欢上了日本和中国传统绘画和木刻版画。
从小，拉曼就显露出对探索自然的浓厚兴趣，那时他有很多时间都在山间和海边度过。据他的母亲说，他发表第一篇作品是在二年级时，那是一首用日语描写的关于宠物龟的诗歌，这首诗在比赛中获奖并在当地报纸登出。此后，拉曼对自然的兴趣，将他带往世界各个偏远角落，去追寻故事、照片和科学数据。拉曼在哈佛读生物学博士期间，结识了女同学谢莉儿·诺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诺特在哈佛读完博士后，开始去野外研究猩猩。
拉曼和诺特，让人不由想到“黑猩猩妈妈”珍·古道尔的故事。1957年，23岁的珍·古道尔前往非洲冈比，过起与黑猩猩形影不离的生活。她的故事吸引了美国《国家地理》的注意。《国家地理》特约摄影师雨果·凡拉维客来到冈比，记录这个年轻女孩的生活。他们在林中相爱、结婚，三年后，他们的孩子“小雨果”出生，却最终因在金钱观上的分歧而分手。
拉曼告诉记者，他和古道尔夫妇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与诺特是在大学相识，他们志同道合。起初两人分隔两地，拉曼在婆罗洲雨林拍摄野生动物，诺特在非洲研究黑猩猩。一年之后，诺特决定放弃黑猩猩研究，前往婆罗洲雨林与拉曼团聚。
如今，两个人每年都会花上2个月以上的时间呆在野外。拉曼说：“我从未对雨林感到厌倦。如果我回美国呆上好几个月，心就会飘到雨林里。”
近几年，拉曼除了在婆罗洲雨林、新几内亚地区进行单打独斗的野生动物拍摄工作外，还经常参与ILCP的团队合作。
2008 年，他跟两位ILCP 摄影师以及另一名年轻摄影师为《国家地理》拍照片，他们去了西非赤道几内亚海上的比奥科岛。岛上有七种猴子，有几种是地球上其他地方没有的，它们的生存因为偷猎行为而面临严重威胁。拉曼的工作是要穿过森林，悄悄接近猴子。四个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岛上最偏远的地方，一个在森林掩映下的古代火山口，拍摄下这些猴子的照片。“或许，团队合作是野生动物拍摄未来发展的方向。ILCP将世界顶尖摄影师聚集在一起，取长补短，这对保护野生动物来说，无疑是极好的方式。”
尽管拉曼夫妇的人生经历，跟珍·古道尔有些类似，但拉曼的偶像，却另有其人。他就是乔治夏勒。“乔治夏勒已经79岁了，每年仍在野外工作 8个月。我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到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