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绒绣的传承人唐女士（右），向观众展示绒绣技艺。
本报记者 诸葛漪 周楠
“非遗”并不神秘。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简称非遗）内涵广泛：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这些文化“活化石”，很多仍然陪伴在我们身边——从小传唱的歌谣、新年窗上的剪纸艺术、精心裁剪的旗袍工艺……在上海，目前已有33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又有17个项目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名录项目公示名单。
只是，这些传承城市精魂的宝贝，在现代社会“活”得怎样？又该如何永远留住并传承它们？
昨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施行。第一次，从“非遗”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确立了“非遗”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非遗”话题越来越热的今天，这部法律将带来怎样的改变？
怎样改变“重申报、轻保护”
“如何活在当下”，是许多“非遗”项目的传承者都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重申报、轻保护”一直是“非遗”保护挥之不去的话题。我国从2005年引入“非遗”概念，短短几年，“非遗”资源已近87万项，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的项目1028个。然而，有的单位只看重入选名录的社会影响，保护措施不落实，忽视按照科学规律进行传承，一些“非遗”成为空有躯壳的“活化石”，没有任何时代的生命力。
【法规解读】
蔡丰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终于面世，在法律框架下解决问题，明确政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保护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则是参与者，这使责任的分工更加明确。提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保存”，这是结合我国语境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保护”概念的深入解读。法律明确保障制度，让财政投入有法可依，同时为非遗项目开发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激发保护的积极性。过去这些内容靠政策，现在变为法律条文，效力更强大。
马博敏（原市文广局艺术总监）：即将公布的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申报数量有近3000项，但正式通过的只有190余项，较前两批大幅减少。严格控制数量，正是为了严肃规范“非遗”保护。我们对待“非遗”也要心平气和，踏实做好，目标是让城市文化更好更高更有特色。
【先行先试】
“一根扛棒靠人扛，嘿呀哩……”没有音乐伴奏，白衫蓝裤的演员们站在舞台中央，唱起码头号子。台下，是经久不息的掌声。码头号子，本已随着劳动条件的改变而消亡，年轻人大多没听过。塘桥街道在有关部门指导下，将其挖掘了出来。2008年，“上海港码头号子”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然而，塘桥社区文化中心副主任王锡宝却说：“申报成功只是长征第一步。”
为了让这一濒危的海港文化遗产，重新呈现于新的时代，3年来，塘桥社区文化中心想了很多办法：不仅整理旧有的码头号子，还创作新号子，总计达500多首；同时，通过社区报招募演员，承办长三角原生民歌邀请赛，和苏浙各地同行竞技、交流，让码头号子的声音传得更响、更远；去年，还策划了14分钟的情景表演剧《城市印记》；下月，“上海港码头号子”表演团队，将赴德国参加艺术节。
传承人不再“终身制”意味什么
本市现已认定上海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41名，其中61名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很多“非遗”传承人不仅技艺高超，而且愿意向年轻一辈教授这项技艺，进行展演展示、资料整理、学术交流、带徒授艺等多项活动。但有些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比如，一些传承人年纪太大，面临传授困难的问题；一些“非遗”的传承不光是带带徒弟，还要解决传承场所、传承机制等各种问题。
【法规解读】
陈勤建（国家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保护好“非遗”，首先要保护好传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进行了明确：“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于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传承人不再“终身制”，是个好事情。我国“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存在着“冷热不均”的现象，该法可以使具体项目得到具体保护，更加实事求是。不过，法律出台后，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对传承人的管理。
【先行先试】
一群身穿蓝印花布衣、头戴蓝印花帽子，脚穿布鞋的小姑娘，坐在纺车前，像模像样纺着纱。她们脚踩踏板，手抽着线，没一会儿，就将棉花变成了纱线。这不是拍电影，而是徐汇区园南中学“纺车班”上课的一幕。
2006年12月，乌泥泾（黄道婆）手工棉纺织技艺申报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80岁的康新琴被公布为此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如何将这门技艺更好地传承，是她一直琢磨的问题。如今她带徒6名，徒弟基本都掌握了三锭纺纱技艺。为了进一步扩大传承队伍，经多方努力，2009年2月起，徐汇区黄道婆纪念馆、紫阳中学、园南中学建立了乌泥泾（黄道婆）手工棉纺织技艺传承基地。
“我是‘90后’，喜欢时尚流行文化，可一接触到古老的纺纱技艺，立刻着迷了。要手脚配合得好，还要有耐心。”园南中学初二女生蒋嘉婷说，“康妈妈的徒弟李晓明老师负责教我们，每周上一次课，每次40分钟，学校还专门出了两本书，老师也在历史和语文课上讲述黄道婆的故事和棉纺文化。我们去世博园表演过，还去电视台拍过片子。能掌握传统技艺，还能将祖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我觉得特别骄傲！”
“生产性保护”该怎么走
“非遗”与文物最大的差异，在于必须“活态”传承。要更长远地保护，与市场结合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但是，作为“非遗”项目的物件或艺术形式，往往已经淡出现代人的生活，如何变成被时代接受的实用产品？同时，“非遗”在传统上采用的一般是家庭作坊式生产，产量小，缺乏研发团队，品种也比较单一，如何变成社会化生产？
【法规解读】
朱建中（上海工艺美术行业协会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非遗项目既需要研究保护，也需要在产业化过程中扩大影响。研究由传承人、学者完成，产业化则由专门企业负责。传承人可以通过授权等方式，让文化成果发扬光大，而不是靠自己一针一线来完成。研究和生产有明确分工，可以互相促进。要强调的是，文化的利益往往不可能发生在眼前，可能要等五十年、一百年，社会招标、竞争格局能推动非遗文化成果更快产业化，更加公平化。手工由喜欢做的人去完成，机器化符合社会生产需要，大家都有自己的针对人群。
【先行先试】
枫泾镇中洪村是鼎鼎有名的金山农民画村，“丹青人家”、“枫泾人家”、“水上人家”、“菜园人家”、“稻香人家”五个景区各呈特色。走进农民画师的客堂，十多个画架上摆放着用铅笔勾勒好的草图，游客既可观画，也可学作画，并选购经过认证的农民画原作。
品味艺术、自我创作、商品交易……在漫步中不知不觉完成，农民画村不但让更多人了解农民画艺术，还解决了农民就业，产生了经济效益，反过来促成金山农民画这一“非遗”项目的集体化传承。
当“非遗”嫁接上新鲜的创意元素，是什么样？一套全白陶瓷调味瓶，制作成了东方明珠等上海地标的模样，与其名字贴合——“上海味道”；一堆红木通过榫卯结构，搭建成世博会中国馆的外貌——“中国传统构件拼插玩具”完美诠释了 “积木”二字。这些都是“中华元素创意产品系列征集活动”中产生的优秀作品。活动承办方、民族民俗民间创意推广中心副主任孙雪兴说：“民族的东西用时尚方式表现，走进生活，走进年轻人。”目前，本市已初步形成了新场镇、七宝镇、田子坊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明显的创意产业园区，将“老祖宗传家宝”与日用产品、创意设计、文艺创作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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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衍生的热议焦点
1、实施细则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了非遗保护资金来源，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保护‘非遗’资金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但法律中对此没有明确的监督和惩罚举措。从执行层面上，细则和机制更至关重要。由于只是行政法，文化主管部门正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的相关配套政策，进行研究制定。
2、和其他相关法律的协调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不少条文，和其他法规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比如，“非遗”实物的保存，涉及文物保护法规和海关稽查法规；境外人员介入我国 “非遗”收集或调查，涉及涉外法规；跨国“非遗”，涉及国际法；与少数民族或宗教密切相关的“非遗”，涉及民族或宗教法规，等等，都需要事先建立好法律协调机制，才能有利于该法的有效实施。
3、“非遗”所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相关人士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主要规范行政部门的行为，而知识产权保护属于民事范畴，不是这部法律所能完全涵盖的。同时，“非遗”保护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非常复杂，特别是许多“非遗”的原创权属关系不是很明确，谁是权利主体有时难以确定，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应该说，该法对使用“非遗”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的，作出了衔接性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