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红艳 实习生韩亚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昨天上午，在嘹亮的歌声中，“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在国家图书馆展览厅开幕。从《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资本论》德文初版本、《毛泽东选集》的最早版本，到马克思、恩格斯、拉法格、燕妮等人的书信手稿……参观者循着这些珍贵革命文献的脚步，默默回顾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至1949年这段风雨历程。
作为国图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革命历史文献展览，展览共分为“序——东方欲晓”、“开天辟地”、“风起云涌”、“星火燎原”、“中流砥柱”和“天翻地覆”五大章节，展示了中共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五大历史时期的珍贵革命历史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国近现代名人手稿等原件，共计400余种，超过一半为首次展出。展览还包括军事科学院提供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珍贵手迹以及各种数字化手段展示的文献，全场提供文献总量达4000种。“没想到这次展出了这么多的实物，各大板块的整体安排也很讲究，周恩来、朱自清、鲁迅等人的手迹更是让人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历史长河之中。真是不虚此行啊！”来自重庆的参观者张先生说。
在“风起云涌”板块的展柜旁，一位老者静静地注视着柜内的文献——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这是‘五卅’运动中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号外，表现出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群众运动的爱国热情。昨天正是五卅运动86周年纪念日，今天看到这份杂志特别有感触。”他一字一句地说。
“大家可以看到，毛泽东主席1937年版《论持久战》的封面上题名为‘文史通义’，这是一本伪装本书籍。革命年代，面对国民党的严查封杀，共产党为了促成共产主义信仰的传播，出版了大量的伪装本书籍……”展厅讲解员清脆的声音传来，一群小朋友正认真地聆听着。能够在儿童节这一天参观这样一个特殊的展览，对他们来说别有一番意义。
除了展柜里的展品，展厅的墙壁上铺陈着老报纸、连环画以及众多老照片。在“中流砥柱”板块，一张名为“挺直的脊梁：中国女兵赴沙场”的照片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照片上的她们穿着军装，虽然略显陈旧，却更能衬托巾帼英杰的英勇和豪气。“这张照片让我很震撼，相比之下，觉得自己生活太过随意和任性了。”一位20多岁的女士感慨道。
展览厅中厅的“红色文献阅览室”里也异常热闹。这里有2500册电子版书籍和50种视听资料可供参观者调出观看和收听，他们还能通过触摸屏体验“革命历史文献联合目录”系统中的内容。据介绍，该系统旨在对全国范围内的革命历史文献书目数据和馆藏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实现文献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查询检索和资源获取途径。一位观众就深有感触：“有些展品的介绍不够详尽，通过这里可以获得更多的补充资料，而且很方便。”
展览将持续至7月31日，免费向公众开放。
文献无声诉说革命传奇
——探访党史文献幕后故事
本报记者 李红艳
历史无论曾经多么惊心动魄，终究是要过去的，随着那些鲜活生命的消逝，逐渐变成一张张老照片、一份份旧报纸和一页页泛黄的文字，无声地向人们倾诉着曾经发生的故事。《艰难与辉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馆藏珍贵历史文献展》共展出400余件珍贵文献实物，堪称文献之渊薮，其中超过一半展品为首次展出。
从英国买回马恩亲笔信
在展厅一侧，两个玻璃展柜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注目。展柜里面，静静地躺着六张泛黄的信件，分别是1870年5月31日马克思致女儿燕妮的信、1889年3月23日恩格斯写给法国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女儿燕妮写给丈夫沙尔·龙格的信，此外还有一封是马克思在1877年8月25日写给德利乌斯教授的一封信，他以充满敬意的口吻，希望能与教授见面，同时将自己的小女儿艾琳娜介绍给教授……
这些信件均是钢笔手书原稿，有的是法文，有的是德文，有的是英文。小小的白纸上，墨迹已经有所褪色，瞬间把人带入100多年前的时空。“以往我们也展出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不过就是各一件，这次一共有6件。”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说。
很多参观者纳闷，马克思、恩格斯的手迹怎样来到中国的？原来，这些信件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在英国乡间发现的。宦乡当时激动不已，他意识到，马克思的手稿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大众具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宦乡多次上门拜访收藏者，并与国内各方联系，最终由我国政府出资购买，后交由国家图书馆收藏。
《共产党宣言》曾出现错版
在展览的第二部分“开天辟地”，最引人瞩目的是六个中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分别是1920年陈望道的两个译本、1932年华岗译本、1938年成仿吾和徐冰译本、1943年博古校译本以及1949年陈瘦石译本。
陈望道译本为何有两个？据了解，这是因为曾经出现过错版。第一版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马克思侧身抱臂坐在沙发上，目视左前方，因岁月磨蚀，原来本应鲜艳的红色已显得十分暗淡，半身像的下方标有“马格斯”字样。在封面的上侧，横排有四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分别标明“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细心的参观者会发现，第二行字是“共党产宣言”，而非“共产党宣言”。再次印刷时，这个版本进行了更正，封面马克思半身像的颜色也改为了蓝色。
据了解，这个最早的红色封面“错版”，是在一个民办的小型印刷所“又新印刷所”里秘密出版印刷的，当时只印了1000册，如今留存下来的已经十分稀少，弥足珍贵。国图珍藏的这一本，在封面上写有“兴民中学图书馆惠存”字样。
在陈望道这个中文首译本中，部分译法与现在通行版本也有较大出入，如首句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现行版本译为“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尾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在现行版本则译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国民党刊载共产党战术歌谣
《清党运动》、《新四军的前后》、《蒋委员长西安蒙难记》、《陕变与全国舆论》、《清党丛书》、《剿匪纪实》……本次展览首次披露了60余种国统区文献，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好奇的目光。
一上午忙着给参观者进行讲解而疲惫不堪的国图展览组组长王致翔，谈到这些“白区文献”禁不住神采飞扬。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特别有意思的展品”。“我们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做得好啊！关于这一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他指的是1934年南昌行营政治训练营“扫荡”旬刊社出版的《扫荡旬刊·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史》，里面记录了中共如何教育自己的士兵：一个士兵曾试图偷吃橘树上的果子。欲动手之际，另一位士兵将其劝止，并说“我们共产党的士兵，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王致翔说：“连国民党的刊物都作了这样的记载，这其实是国民党侧面对共产党政治工作的称道。”
不光政治工作，共产党的战略战术也曾被国民党专门介绍。在《铲共半月刊》的《湖南共祸概括》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记录：“他们所采取的战略完全是流寇政策，既无后方，也无前方，昼伏夜动，去来无定。”“此种战略是正式军队没有学过的，一不注意，便也不免愈剿愈多了。”另据王致翔介绍，共产党当时把一些战术编成了歌谣，教给士兵演唱，结果也被国民党抄了过去，比如(一)他驻我扰，他攻我走，他追我团团转转跑；(二)他来得多，我向毛柴里梭，他来的少，我把他的枪夺去了……
一张报纸决定长征落脚点
在展览第三部分“星火燎原”，展出了1935年7月至8月的天津大公报。据王致翔介绍，之所以选择这份报纸，是因为它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是因为范长江，他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曾于1935年9月13日至14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之现势》。这也是第一篇公开红军长征真相的报道。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红军长征落脚点——陕北的选定，正是源于大公报。1935年9月，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毛泽东派人去当地邮政局搜集报纸，其中就有大公报。从大公报刊登的信息，毛泽东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最终，在经过慎重讨论后，党中央果断地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同时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向陕北进发。
“关于这一点其实存在一些争论，比如有人认为是其他报纸决定了红军长征落脚点，不过我们是参考了《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其中有多篇文章能成为佐证。”王致翔说。而展厅墙壁上的几张大公报照片，也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其中一张大公报刊登了阎锡山报告：“陕北匪氛若长久不平，山西自身之危险不堪设想。”还有一张大公报的报道标题是“陕北赤匪愈严重化，全陕北廿三县几近赤化”。
瑞士传教士“参加”长征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第一部外文书籍是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殊不知，在这之前，已经有一部反映中国红军长征的外文书籍问世，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此书的知名度比较小，这部书的名字叫《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其作者是一位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
“他们穿着随手弄来、而又根本不注意颜色布料做成的军服，有蓝、灰、紫、绿、黄、黑等，一些人戴着毛线织的女式帽子，一个战士甚至将教堂的祭袍像披风一样披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杂色衣服和床单什么的，形成了一幅装束混乱而又奇特的行军场面……”勃沙特《神灵之手》中如此写道。其实，勃沙特是被红军当作“西方间谍”扣押下来的。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在贵州作战时，碰上了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就有勃沙特夫妇。红军战士们误以为勃沙特是特务，遂将他们逮捕，押着一起行军。正是这一小小的误会开始了勃沙特的传奇经历。1936年4月，在长征至昆明附近的富民县境内时，红军决定无条件释放勃沙特。就这样，勃沙特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行程约一万里的奇遇。
同年底，勃沙特撰写的回忆录《神灵之手》在伦敦出版发行，比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还早一年，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在该书结尾，勃沙特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重视穷困的民众，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他还深情地说：“如果人们真正知道红军是什么样，就会理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离开……”
人物故事
冯宝琳两年征来
数千份名家手稿
当参观者在展览上看到郭沫若的《屈原》、《虎符》，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以及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孩儿塔》、柔石的《诗稿》、冯铿的《胎儿》、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马烽的《吕梁英雄传》等一批名家手稿时，那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那种穿越历史的震撼感，触动了他们。
这些手稿得来很不容易。据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鲁迅、王国维的手稿就已入藏国图。1954年，时任馆长冯仲云非常重视革命文献，在这一年设专人开始收藏革命文献，名家手稿也在这时随着革命文献一起进入国图，并建立名家手稿文库，设专人积极征集名家手稿。
当时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的是国图老馆员冯宝琳，如今已是90多岁高龄。她经手征集了数千份名家手稿，却没花过国图一分钱购书费。所有名人及名人的家属都是无偿捐赠的，从出版社征集来的手稿亦如此。当年冯宝琳去郭沫若家征集手稿，还主动当起了郭沫若的“秘书”，为其手稿编目。张志清说：“冯宝琳先生专门做名家手稿征集工作只有两年，但成果却如此显著，着实让人敬佩。”
本报记者 李红艳
新闻链接
八路军奋力保护
国宝《赵城金藏》
在展出的各类文献中，《赵城金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部国内保存的重要佛教大藏经显然并非革命历史文献，但关于它的保护史，却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浴血奋战历史的一个缩影。
1942年，太岳区第二地委获悉日军意欲抢夺《赵城金藏》的情况后，立即向该区党委书记安子文、军区司令陈赓、军区政委薄一波做了汇报。不久，延安转来电报，同意抢救金藏。4月27日，军分区和县游击大队在百姓和僧人的支持下，将金藏连夜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转移出来。不久，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地委机关转移，全部经卷装在包袱中，由马驮人背，与敌人周旋于崇山峻岭之间。
据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员李际宁研究，中共太岳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健之子李万里对这一事件的回忆较为可信。在抢救金藏的过程中并未发生流血事件。
实习生 韩亚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