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立以后，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就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的，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也要维护苏俄在华的利益。共产国际与俄共（布）最初选择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吴佩孚为合作对象，后又极力促使吴佩孚与孙中山组成亲俄政府，还曾瞩目于南方的实力派陈炯明，几经波折之后，才把关注的重心转向实力和地位不断上升的孙中山，在确定了中国革命伙伴的同时，也在自己最为关心的国家利益问题上找到了满意的解决方案。
对吴佩孚的争取
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192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吴佩孚不仅同英美等列强密切合作，也采取了一些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
北京政府的友好行动，使苏俄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抱有好感，相互关系较前密切。1920年10月9日，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此后还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于1921年6月进入蒙古消灭白俄谢苗诺夫匪军，并策划成立脱离中国的蒙古共和国，从而使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吴佩孚也谴责苏俄的这一行动。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吴佩孚一直是苏俄关注的焦点。1922年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状况：“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他们希望能利用吴佩孚来维护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作出选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一厢情愿的孙吴合作
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使命。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的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对于和吴佩孚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中山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虽然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建议不感兴趣。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922年底，吴佩孚致电北京内阁，对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