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秦暮楚 沦为二号汉奸
脱党的陈公博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为吸引外国人，他的论文便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并附上还处于秘密状态的中共“一大”党章。在此文中，陈公博还要人警惕共产党发展，表明他已站到反共立场上。
1925年春天，陈公博从美国回到广州，随即加入了国民党。他投靠汪精卫而深受信任，几个月便升任中央党部书记、广东省农工厅长、中央农民部长兼广东大学校长。陈公博青少年时当官的理想，就此得到实现，使他把自己的命运同“知己”汪精卫捆在一起。
陈公博追随汪精卫同蒋介石争权夺利几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派暂时联合，他作为汪派代表就任国民党行政院实业部长，却受蒋介石冷落，只能“酒杯浇尽牢愁在”。 全面抗战开始时，陈公博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民众训练部部长，却对战争前途完全失望，于1938年末追随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往日占区。1940年汪精卫于南京建立伪政府时，陈公博成了二号人物。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一命呜呼。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日本投降后，他在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时成为头号典型，于1946年6月在苏州被处决，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补白
拜求冈村宁次
秘密飞往日本
1945年8月10日，电台播出日本向盟国乞降，陈公博马上感到极度紧张和忧虑。他连续致电蒋介石称，表示可用南京政权直辖的36万伪军守卫宁沪杭三角地区、完整交重庆希望派人接收，却没有得到回音。原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对掌握上海实力的周佛海秘密加委，并联络了汪伪六个方面军头目，对这个空头“主席”毫无兴趣。
当时陈公博致电重庆当局表白自己“勉强维持。这几日以来，真是筋疲力尽，寝食不安”。
见蒋介石嫌自己招牌太臭且无实力不予理睬，陈公博一度在小圈内提出可否投降新四军。据当事人回忆，周佛海马上从上海赶到南京以推心置腹的态度劝说道：
“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们无论投降共产党，还是投降重庆，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办法。想当初，我俩在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都参加过，难道你还不知道共产党最恨叛徒？至于投降重庆嘛，我已早有联络，可以用实力邀功赎罪。当然，老蒋经常不讲信用，也许会过河拆桥，用完我们再以汉奸论罪。不过比起投降共产党，活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其实，此时陈公博投降国共哪一方面都不会被接受，只好求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乘他的座机秘密飞往日本。不过陈公博在日本停留仅一个多月，就经国民政府要求被引渡回国，成为“肃奸”给国人看的靶子。
据当年的报道，陈公博临死前的绝笔，是应典狱长之请写了一副对联——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其寓意还是希望蒋介石能对他宽容，痴心幻想只能让人哂笑。
周佛海
野心未遂
竟私奔退党
在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有一个与陈公博同样声名狼藉的人物，那就是周佛海。他参加共产党活动时就野心毕露争地位，一旦权力欲得不到满足，便带女人私奔日本，后来回国又一头扎向国民党，当过蒋介石的秘书。抗战时他又追随汪精卫降日，见日本大势已去又秘密归顺戴笠的军统。可以说，周佛海从来就不是革命者，只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投机家。
党内第一个
冒充领导的骗子
周佛海是湖南省沅陵县人，1897年出生于一个乡村小地主家庭，从小一心想出人头地，靠小聪明成绩也比较突出。他按照乡村习惯在家娶妻并生育一子一女，后于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他虽考取了公费仍感生活困窘，要靠稿费弥补。曾一度对权贵统治社会相当不满，对俄国革命和当时在日本流传的社会主义书籍产生了兴趣。1943年他在回忆录《往矣集》中谈到参加共产党的动机说：“诚人不讲假话，我决不隐瞒当时有个人的动机”，“研究俄国革命史，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民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领导者”。
1921年7月，周佛海在日本收到李达来信，得知中共一大要召开，便以赴日本留学生的代表身份参加，其实在日中国学生中并没有党组织。会议期间，他与湖南同乡毛泽东同住一室。他最感兴趣的是自己的地位。其实在嘉兴南湖的选举中只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中央局，并无他的位置。周佛海却利用许多人不知内情，对外谎称中央领导是陈独秀为正，自己为副，成了中共党内第一个冒充领导的行骗者。
补白
自命不凡
以中国的列宁自居
1920年，留学日本的周佛海回国探亲，途经上海时拜访了陈独秀，表示向往社会主义，于是被吸收参加了共产党小组。他在上海又认识了湖南同乡李达，因常去李家又认识了李妻王会悟的女同学、富商之女杨淑慧。周佛海不顾家中早有妻儿，凭着表面上的风流倜傥，又拿出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炫耀，一时迷惑了杨女。后因鹿儿岛的学校开学，他离沪返日，到校内除上课外就是向同学们练习讲演，目的是准备将来当领袖。后来周佛海在回忆录中说，此时他已经“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国的列宁自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