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何纪念萧红？
——首届萧红文学奖颁奖典礼及“萧红的文学世界”座谈会在哈尔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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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滢莹
初夏6月，被誉为“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气候宜人，首届萧红文学奖的颁奖仪式在这里拉开帷幕。来自海内外的20余位知名作家、评论家、学者齐聚一堂，在为获奖者祝贺的同时，也对萧红作品在当下的意义进行了探讨——在萧红诞生一百年后，是什么让她的作品依旧绽放光彩，是什么让我们无法忘记她短暂苦难的一生，和她所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接触萧红作品至今，美国学者葛浩文与萧红已有了三十多年的缘分，他被友人们戏称为“对萧红不离不弃的远方爱人”。至今，他对于萧红的喜爱仍不减当年：“我一直问自己，为什么喜欢萧红的作品，列出了这么四条：她的文字简单朴素，并且能用文字来‘绘画’，她的每部作品题材风格叙事观点感受都不一样，她的叙述观点能在写作中自如转换。这些都是我认为好作家的品质。”
在对于萧红作品的探讨中，作家王安忆也提出了四点值得思考的地方：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所有知识分子突然开始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五四”时期的作家，和启蒙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关系，而他们笔下所启蒙的人物，偶然反过来也会启蒙他们，这是为什么？“五四”时期的个性突破，反映到男女关系上，多数是女性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全部托付出来，而她们对面的男性则早有家室。这样的命运在她们所创作的小说中肯定有不同的反映，我们又该如何去辨别？当这一代作家写小说时，中国现代小说还处在雏型阶段，在没有摹本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将小说导向现在的方向的？
《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则从编辑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呼兰河传》即使放到今天，由匿名读者投稿，依然是“惊为天人的好作品”。“尽管现代作家有那么多光辉灿烂的名字，但是像萧红这样在诞辰100年的时候，依然能够让这个时代爱文学的、有审美判断能力的读者们爱她、被她强烈地触动，这是很了不起的。”他说，“很多我们纪念的诞辰100年、150年的作家，他们的稿子放在今天，只有史的价值，而没有活生生的文学价值，萧红的作品却充满了这种当下性的特质。”对于萧红写作中大量存在的闲笔，他认为，这些在现代写作中常被视为闲笔的部分，在萧红的作品中却是不可或缺的主体部分：“现在的小说不说闲话，不说废话，反过来也要想，我们认为不废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什么使得我们觉得有些东西可以不假思索地丢弃？在这个时代，有效的又是什么？能够流传下去的又是什么？萧红的写作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启示。”
在形容对于萧红作品的印象时，作家韩少功用了两个词：大的慈悲，大的自由。他认为，萧红笔下的阶级意识、民族意识的确存在，但在真正的文学写作中，她大大地超越了政治上的立场和观念，不依附也不屈从于某些政治潮流。“意识形态并不可怕，一个作家可以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伟大作家，关键是政治是从生命感受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用标签、口号等贴起来的，萧红在这点上难能可贵。”
他同时提出，与当代作家相比，萧红所处的时代赋予了她更多值得解读和领悟的东西。“他们那个时代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比如价值观上的一些坚定、明确的东西，而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和各种确定性受到了许多质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处在迷茫之中。”他说，“他们和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社会的发展变革中经历了很多。而我们现代的作家都被集中在千篇一律的都市环境里，作家生活的经验存在同质化的危机。即使是在当代，有艺术理想的作家还是应该从萧红这样的作家身上吸取精神的营养。”
评论家贺绍俊指出，在对于历史的不断发掘中，我们正开始重新认识现代文学传统的丰富性，更全面真实地走近老一辈作家的创作和人生。“如夏志清的研究，他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研究，开拓了我们文学叙事的空间，使我们从单调的文学史叙事中走出来。”对于萧红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曾把萧红局限在左翼文学的框架内考察，近来又有把她彻底从左翼文学中抽离出来考察的倾向，这些研究都是不完整的。左翼文学并不单一，其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对于萧红的探讨也应当更为丰富和立体。”他同时认为，在对于文学的讨论上，很多时候更多的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展开，而忽略真正文学本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萧红身上很突出，“在萧红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贫民、自由，诗性，善良等主题词，更多地超越了文学个性的特质，而是一种本质性的东西。”
在以《呼兰河传》为代表的萧红作品中，对于自然景观的描写非常常见。作家阿来表示，《呼兰河传》中围绕河流所派生出来的闲笔，经常被简单地归结为一种诗意，但在萧红笔下却又不仅仅是诗意的存在。他说：“如果我们仅仅谈诗意，可能很难把这种作品感动人，打动人最本质的东西传达出来。大自然在西方，在很多时候具有宗教意味。萧红的作品除了诗意之外还具有更高一点的东西：那是一种在哲学表述上类似于神性的东西。”
在探讨作品的同时，阿来也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诗歌散文传统提出看法：“我们的作家擅长写景观文章，却经常停留在静止、表面化的图景上，而我们的诗歌散文传统中也存在一种奇怪的倾向，会将自然界浩大的东西变成一种符号象征体系：梅花象征了什么，荷花又象征了什么。这在我看来是比较遗憾的。在我们的叙事文学中，一直拥有一种紧绷的、阴谋似的个人关系，并且经常将个人关系描述为钩心斗角。在叙事方式与对小说定义的理解上，萧红有些溢出我们中国文学传统小说观念的地方，这些都很值得研读。”
研讨会上，不少作家、评论家在围绕萧红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探讨中，也提出了她的写作对于当下的意义。学者叶君指出，萧红的人生悲剧中，相当一部分因素源自于她任性的个人性格：她远远超越了她所处的那个时代，她对作家的认识超过了她同时代的作家。萧红一直认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是属于人类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这也是今天她的作品能和读者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上世纪40年代的背景下，萧红认识到，作为作家，要写出最好的作品来才无愧于这个时代。她之所以能被我们认真地怀念，就是因为她无愧于那个时代水准的作品。”他说，“当时所涌现的诸多抗战作家，如今能被记起的已经没有几位。《呼兰河传》中那种乡土回望的方式，曾一度断裂，直到汪曾祺的时代才得以续起，萧红可以说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家。即使放到当下，一个作家面对这个时代和面对自我，如何保持自己的立场，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评论家张学昕则从小说技术的角度，提醒当代一些小说写作中“过于聪明”的做法。他认为，萧红的作品在语言和结构上都有比较粗糙的地方，也存在许多写作上的盲点，但正因为这些盲点，让人看到了她的诚恳、厚道和朴实。“一个小说家一定会有自己的盲点，而不能过于聪明，太精明，太算计。”他指出，“回到今天，我们的作家所承受的，比萧红那个时代承受得更多。作为现代人，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物质世界，面对这个时代如此多的诱惑，不同的作家需要建立自己所固守的东西，包括意识形态，信仰，神性等等，来抵抗这些诱惑。要以建设的目光，肯定的目光发现作家对于时代的书写。”
《南方文坛》主编、评论家张燕玲则指出，由于制度和文化的历史震动，中国的文化土壤、文化的性格分裂侵入女性的性格中。萧红渴望传统家园，又追求自由的精神，抗争专制，必然会在夹缝中生长，充满了悲剧与苦难。“萧红文学世界里对女性的这种书写，她所创造的女性的表达方式和不妥协的自由精神，成为了今天女性文学的一种走向和文学精神。”针对许多人将属于同时代的萧红和张爱玲比较的问题，张燕玲认为，张爱玲是在滚滚红尘中生活相对安逸，她的笔致妖娆阴冷，气局相对狭小尖锐。而萧红生活惨烈，笔致素朴天成，气局宏大崎岖，文学世界温暖深沉，纯粹执着，是一种紧贴大地，关于百姓生与死的大悲凉。“今天这样纯粹的作家已经很少了。该坚持的时候，我们是否坚持了？我们如此执着地去寻找变化的时候，是否思考过什么东西应该是不变的？”她说，“我想不变的是萧红这种纯粹的文学精神，是我们对专业精神的坚持，也许这才是我们今天纪念萧红的意义所在。”
活动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人民日报出版社和黑龙江省作协主办。座谈会由黑龙江省作协主席迟子建主持，中国小说学会常务副会长雷达、《文艺报》总编辑阎晶明、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董伟、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冯毓云以及王阿成、叶广岑、季红真、叶弥等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出席并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