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插图/赵斌
【文化谭】
略萨来了。套用一句熟语,他算是“中国读者的老朋友”,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很多年,国内就出过他的全集———尽管其实并没有出全。而借着获奖的因由,从去年开始,他的书又掀起了新一轮出版阅读热。在这样的时候,以新科得主的身份,略萨这次中国之旅难免引起几代中国读者的不同思绪,而他在北京的那场演讲,也变得让人期待起来。
少年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因此他没少挨父亲的拳脚。有时挨揍的原因是读课外书,有时是写诗,有时什么也不为。多年以后略萨说,他父亲看到他写诗就火冒三丈,“但我还是偷偷写下去,因为写作已成为我反抗暴君的行动。”
日后的文学史上可书一笔:这就是略萨“反独裁写作”的开始。与他人不同,拥有一个暴君式的父亲,对略萨来说是福非祸,这是他自己说的,如果没这个混蛋老爸,“我可能还不会那么虔诚地献身文学。”除了《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这本写作“红宝书”之外,这姑且是略萨给年轻人的另一礼物———假如你的作家之路不算成功,多半是因为你的老爸还不够混蛋,一个不错的托词。
为了避免儿子“堕落”成文艺青年,老略萨把小略萨送到了军校,于是后者又朝着伟大作家迈进了一步,军人军队和军校就此成了略萨采之不竭的文学之矿。1963年,《城市与狗》问世,这恰恰是一部以军校为叙事背景的小说。在这部书中读者可以找到一切暴政带来的丑恶,斗殴、吸毒、枪杀,各种相互撕咬,各种尔虞我诈。可想而知这本书在那个年代的秘鲁之命运,统治者将千余本《城市与狗》付之一炬,焚书的地点特意选在了略萨曾经就学的军校广场,以儆效尤。彼时的统治者一定沾沾自喜于自己选址的聪明,却想不到没用多少年这个用来羞辱作家的广场就成了文学圣地。
后来的故事读者都知道,精力充沛的略萨以民主阵线党党魁的身份参选秘鲁总统,最终败给藤森。略萨之败,读者之福,世上少了一个对秘鲁人民未知祸兮福兮的总统,多了一个可以阅读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作家及其文学经典。万幸万幸,略萨如若当选,若干年后流亡的是不是他就不好说了———文学毕竟要跟政治保持恰当的距离。
略萨读书讲学游历欧美,同时留下了若干沉甸甸的作品。他从政治中脱身,手中的笔却依然犀利地介入政治,他说“我是作家,同时也是公民,”那是一块让他爱着又恨着的土地,“要我忽略生活里的政治,绝无可能。”
或许这也是略萨不如马尔克斯更受读者宠爱的原因。在拉美文学爆炸的四位主将中,略萨最不魔幻,最切入现实。没有巨翅老人和会飞的床单,略萨的文字不那么有趣,也就不那么好读。但这千真万确是属于略萨的路,或者说,那是他认可的文学责任,也是他的文字存在之意义。相比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略萨是重铠重甲重武器的拉美骑士,和手持柳叶刀的外科医生,他的确没有前者的轻灵与飘逸,却有前者阙如的沉重与锐利。
给略萨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说,“因为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犀利刻画(获奖)。”在权力之前,略萨保持了他少年时的反叛,坚持了他成年后的警醒、手术刀式的观察及决不留情的呈现——这么多年,略萨一直没有停止对无制约的权力的“中伤”。
□阿拉丁(北京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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