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平
抗战期间，成都私立荫唐中学（在成都时名瀛寰中学）在青城山办学8年。冯玉祥、老舍、碧野、方然、王元辉、黎光明等一大批文化人，和荫唐中学的学子们，在此留下一段值得追忆的往事。
还我河山
冯玉祥激励师生
1942年8月11日，冯玉祥在老舍和王冶秋陪同下，在青城山考察并寓居一段时间。
从建福宫下来的路上，冯玉祥看见荫唐学生推着满车菜蔬往长生宫方向走。他说：这样办学搞得好，一般学校都是造“双料少爷”，这个学校能让学生推车买菜，真是好教育。冯玉祥又对随行人员说：“现在洋学堂出身的学生，多半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杀鸡。所以他们一入社会，便想往高处爬，戴着六亲不认的帽子，穿着斯文扫地的裤子，尽想不劳而获。旧的已经腐朽，新的又在发酵，社会怎么能弄得好？”
荫唐中学教务主任及各班学生代表来请冯玉祥演讲。大家就地立正，鸦雀无声。冯玉祥的题目是《青年如何爱国》。他说：“各位晓得何以能在这里读书？就是因为300多万忠勇战士在前方用他们的血肉筑成一条新的长城，挡住日本鬼子的缘故。”
冯玉祥把自己著的《不忘国难问答》读了一遍。他说：“双料少爷”的教育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实行吃苦教育、俭朴教育。他说，以前见过陶行知的一篇文章，写一位农家姑娘，上学校后看别人都穿高跟鞋，自己没有，就回家逼着母亲买。家里没有钱，经不住姑娘三哭两闹，只好把老牛卖了，给她买了双高跟鞋。放假了姑娘回家，看见田里掌犁的是爸爸，拉犁的是妈妈，很惊奇：“我们的牛呢？”父母没回答。问急了，她妈妈才说：“你脚上穿的不就是我们的牛吗？”
冯玉祥对学生们说：“诸位都是青年主人翁，今天非咬牙吃苦不可，锻炼身心，学习打鬼子的方法，一切为了抗战，才能把中国从次殖民地的地位上解放出来，只有这样才能算是爱国的青年。”
冯玉祥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激励师生。
吸引名师
山涧清流杂鸟鸣
由于荫唐中学供给教师的福利好，加之当时全国各地抗战，青城山倒成了一片净土，很多文化名人在此避难，其中部分青年当了荫唐中学教师，在此既可安身，又可做学问。
著名画家屈义林曾任荫唐中学第二班国文教师。屈义林是徐悲鸿得意弟子，1931年参加南京抗日请愿运动。后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组织“黑白画社”，主办《时事论坛》，主编《中国日报》图书周刊。后供职于中央军校成都分校、荫唐中学、南虹艺术专科学校等。1945年任重庆民众教育馆馆长，参与营救进步人士。新中国成立后，创办“南州艺院”，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成都吴芳吉研究会会长。
担任荫唐中学国文教师的还有著名作家肖萸和方然。
肖萸在20世纪30年代即知名于文坛，是“七月”派核心作家，郫县人，与沙汀、艾芜是同学。先后受教于胡适、梁漱溟、鲁迅、李大钊、吴虞等。1920年秋，他发起成立成都第一个安那其组织“无社”。1926年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第七期。1944年任教于荫唐中学。著有《曲阜》《万有青先生》等。
方然是现代著名诗人、文艺批评家、翻译家，“七月”派重要作家。高中毕业后得到地下党帮助，于1938年投奔延安，进入陕北公学。1940年经组织安排，到大后方成都，考入金陵大学中文系，积极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42年与杜谷、芦甸等成立平原诗社，1947年与阿垅等创办文艺刊物《呼吸》。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文联编审部长，“文革”初期被迫害致死。1944年，方然化名朱声，和夫人钱英潜入荫唐中学，以教学活动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邹炳章回忆：“朱身穿长衫，不带教案，讲课内容脱口而出。”
碧野是现代著名作家，广东大埔人，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理事、荫唐中学教师、莽原出版社总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作协理事和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著有《丹凤朝阳》等，其散文名篇《天山景物记》收入语文教材。
碧野有散文《长生宫之忆》回忆他在荫唐中学的教书生活：荫唐中学所在地长生宫环境清幽。白昼，只有教师讲课声夹杂着山鸟的鸣唱；夜里，传来宫门前山溪的流水声。一天，著名作家老舍突然来访碧野，正值星期日，碧野逛乡场去了。老舍没有找到碧野，和传达室老头聊了半天。他乡遇故知，原来老舍和传达室老头都是八旗子弟。
山居有时也感寂寞。碧野后来萌生去念。一天清晨，校长手拿扫帚，走进碧野的房间说：“先生，我给你扫地来啦!”恳求碧野不要离校，碧野非常感动：人间哪有这么忠厚的校长？于是留了下来。
荫塘学生
种子渐成栋梁材
在青城山8年，荫唐中学的毕业生非常多。碧野回忆：“受到教育的成千上万学生，正如撒落大地的种子，粒粒饱满成熟。据我所知，他们很多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
著名藏学家刘立千就是学生中的翘楚。刘立千毕业于荫唐中学后，前往康定、西藏、北京研究藏学，曾任国务院翻译局藏文处副主任、民族出版社副主任。主要翻译和审定《毛泽东选集》《红旗》《民族画报》的藏文版及藏文读物、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的藏文版等。著有《印藏佛教史》，编译《续藏史鉴》《土观宗派源流》《格萨尔王传》等。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灌县籍学生沈仕辉，尚未毕业便怀揣报国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为驻印度远征军总指挥长史迪威、萨尔登和副总指挥长郑洞国掌管印鉴，见证了中国远征军在印度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