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怪兽”
——读郭敬明《爵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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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脑游戏文化稍有了解便不难看出，更直接对《爵迹》产生影响的，不是小说，而是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
■《爵迹》中不断铺展的情节和不断叠加的魂术系统，也纯粹只是为了娱乐而存在，只是为了填满读者的阅读时间，并以此时间与市场价值作最简单的货币兑换。郭敬明的小说形态和写作目的，显然与郜元宝教授熟悉的传统文学大异其趣，要在其中寻找精神指向，不免缘木求鱼。
■人们要求作为传统文学灯塔的《收获》必须是一道围墙而不能有任何令人生疑的企图的要求，自然不难理解，不过也颇可玩味。由此观之，该被指责的只有《收获》吗？在面对郭敬明这只怪兽时，魂力低微而陷入紊乱的，或许是整个传统文学阵营，从刊物，到读者。
郭敬明在为《爵迹》单行本特别增加的《序章》当中，仅开头三段就两度以巨兽/怪兽作为比喻，来渲染气氛之暴烈诡秘。在此后的情节中，郭敬明还将不断重复使用这一意象，如果不把这看做是郭敬明词汇缺乏的黔驴之技，语言苍白的自我抄袭，则只能理解为他对这一意象的极度迷恋。或许正因为这隐秘的迷恋，郭敬明在他为小说搭建的那个并不复杂的魂术世界里特别启用了一套魂兽系统，在这一系统当中，郭敬明得以创造或者可爱或者华丽或者残暴甚或恶心的魂兽们，尽管与既有的同类想象相比，其想象力乏善可陈。魂兽是一种危险的存在，它们虽具灵性却毕竟非我族类，随时可能发生暴动制造杀戮，如果不能以更强的魂力将其控制收服，后果不堪设想。
在小说开篇咆哮隳突的怪兽难免让人想起另一部作品。在近八十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子夜》当中，茅盾同样在一开篇便渲染出一副光怪陆离、声光电影的图景，只是那并非想象中的奇幻世界，而是现代都市的写实画面。东方大都市上海像是涌动着的几大块色彩，浓稠而诡秘，“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喷射着赤光和绿焰的怪兽，轻易就将传统乡村中走出的老太爷吓破了胆。这只名为现代的怪兽完全超越了老太爷之流既有经验的范畴，提供了新的一套编码方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它巨大的震惊效果产生于两个时代的断裂地带，不幸遭遇这只怪兽的旧时代的人们既无法认知，亦无力应对，在被吞噬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手足无措，让人既感到遗憾又难免失望。
而郭敬明幻想世界中的魂兽或许只是现实中那只怪兽的一个投影而已，或者说，郭敬明之所以有意无意表现出他对于怪兽这一意象的偏好，乃因他本身就是一只怪兽，华丽而凶猛地闯进了传统文学界的视域当中，从而引起一次次震惊与骚动。对于传统文学界而言，郭敬明以及他所代表的新的文学方式，是前所未有的经验。这只怪兽同样是从时代断裂的地缝中蔓延生长出来，携带着新世纪的风云呼吸，标识着与当下世界紧密关联的文化脉动，不但文学版图，整个文化版图的格局变化都透过这只怪兽表征出来。虽然他并不像茅盾笔下的现代怪兽，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将一切传统碾碎，而只是在一体化宏大叙事的文学传统之外，提供了多元可能性。然而传统文学如何应对这只消费时代的怪兽，依然构成一个严肃的命题。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郭敬明在与传统文学界的互动当中总是激发这样那样的话题，并且受到广泛关注。为什么《爵迹》在去年的《收获》长篇小说春夏卷发表，会引起那么广泛的争议。郭敬明所象征的那只怪兽对于传统的每一次撞击，都意味着固有版图的边界移动。而以《收获》为代表的传统文学界对这只怪兽的入侵所作出的应对策略，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收获》在发表《爵迹》的同时，配发了两篇评论。从这两篇来自传统文学界内部的评论当中，或许隐约可以察觉某种内在的失语与失措。复旦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郜元宝，在评论当中富有学理地阐发了他对于《爵迹》写作水平和价值导向的质疑，这些见解无疑鞭辟入里，但即便郜教授自己可能也意识到，对于《爵迹》，这样的发言基本无效。这样一个以传统文学价值衡量一无是处的文本所产生的巨大社会效应，令评论者不能不感到困惑：“何以在我感到茫然，在别人(尤其粉丝们)却备感亲切，以至要誓死捍卫？他们究竟在郭敬明作品中看到了什么？”显然，与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不同，在郭敬明这里，一部小说的艺术水准和精神导向，与其成功与否并无关联。而另外一篇评论的作者显然也出身于正统的中文系学院教育，因此“《爵迹》很难归进我已有的阅读序列”，为了努力在既有知识框架中加以理解，评者不得不将之勉强归入成长小说，以从中探求何以郭敬明的小说会让初中年龄的读者如此疯魔。然而成长小说叙事模式真的足以解释郭敬明小说的巨大社会效应吗？多少长篇小说都是以成长小说的模式建构叙事，为什么却被读者弃之如敝屣呢？郭敬明的小说真的是经典成长小说的现代变种，还是说它更多生长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比如，电脑游戏？
对电脑游戏文化稍有了解便不难看出，更直接对《爵迹》产生影响的，不是小说，而是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凭空虚造的神秘大陆、突如其来的末世劫难、身世曲折的平凡少年、命中注定的救世英雄、被赋予重大使命的团队、神秘的力量来源、风水土火等元素的相生相克……这一切在角色扮演类游戏当中我们已见得太多。《炎龙骑士团》、《最终幻想》、《双星物语》等经典游戏无不如此结构了人物关系与冒险情节，直至上溯到此类游戏的鼻祖《龙与地下城》，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基本设定。换言之，比较所谓成长小说，《爵迹》更像是一款角色扮演类游戏的情节攻略。而如果大家了解此类游戏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主人公在冒险过程中不断打怪升级，在提升战斗力的渴念当中耗费游戏时间，或许就更加明白“成长”是从何而来。而令郜元宝教授困惑有加的“奇幻命名术”其实也其来有自：作为亚洲乃至世界最为重要的游戏生产基地，日本开发了大量角色扮演类游戏，其中不乏经典。而这些游戏当中的主人公，也鲜有一个叫做“太郎”或者“X子”的，而全部冠之以英美姓名。如今我们已无法了解何以有这样的命名传统，但显然郭敬明无力也无意改变这样的习惯性命名方式。
当然，若对电脑游戏历史更多些了解，或许会提出这样的疑问：《龙与地下城》等角色扮演类电脑游戏本来就脱胎自《魔戒》这一文学经典，若将《爵迹》上溯至此，这只怪兽不同样是传统文学孕育？它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传统文学构成差异？《爵迹》与电脑游戏的血脉关系，当然不仅仅是情节和人物设定上的模式化套用，更重要的是其内在精神已经充分游戏化、娱乐化和商业化。如果说《魔戒》中的奇幻世界是文学较早全面调动视觉、听觉、触觉进行的一次想象力大操练，在经过了几十年电脑游戏二维画面的复制生产之后，那些诡谲的场景早就丧失其神秘性和陌生感。无怪乎郜元宝教授困惑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浓墨涂抹的场景描写中找到其意义和价值：那如同游戏布景，只是一种装饰性的存在，而在反复生产之后，甚至连最低的装饰意义都已接近失去，而只是一种“文体”习惯而已。同样被抹去意义的还有很多。如果说我们还依稀可以在《魔戒》当中找到中世纪欧洲的某种传统文化质素，以及与现实之间的隐喻勾连，到了现代电脑游戏当中，叙事元素和主线情节都已经丧失了其现实指向，而成为单纯的存在。正如打怪升级很难视之为文学意义上的“成长”，其目的更多是为了填充游戏时间；《爵迹》中不断铺展的情节和不断叠加的魂术系统，也纯粹只是为了娱乐而存在，只是为了填满读者的阅读时间，并以此时间与市场价值作最简单的货币兑换。郭敬明的小说形态和写作目的，显然与郜元宝教授熟悉的传统文学大异其趣，要在其中寻找精神指向，不免缘木求鱼。
其实从出道伊始，郭敬明即已经表现出与传统文学的极大不同，只是传统文学界的批评眼光，始终努力将之纳入原有的审美体系，因而造成了种种误认与误会。重新翻看当年对于《幻城》的评论，很多知名文学评论家非常真诚地赞美这一颗文学新星在语言操练上表现出来的独特质地，以及前辈作家中少见的想象力。殊不知想象力之所以如此天马行空，正因为郭敬明从来也没有这些评论家所熟知的那些文学常识与羁绊，正因为他并非此道中人，而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套系统。而后来《梦里花落知多少》因为涉嫌抄袭被炒得沸沸扬扬，或许在郭敬明看来倒要啼笑皆非吧：郭敬明的写作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而是现代消费社会文化产业链条中的一环，对于一名文化产品生产者来说，你怎么能指责他对于既有原料的加工呢？
《收获》发表《爵迹》引起的争议已经过去整整一年，如今回头看看，其实不得不承认《收获》是有几分冤屈的。因为对争议早有预计，所以《收获》特意将之纳入“延伸阅读”栏目，并且谨慎小心地作了栏目说明，还煞有苦心地配发了两篇评论。但是《收获》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作为最重要的纯文学期刊，《收获》是传统文学界的灯塔。所谓传统文学界，先是致力于为工农兵服务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而后在包括《收获》在内的诸多力量导向下开始了对所谓纯文学的不懈追求，无论从其正统性，还是从其纯正性，都与郭敬明的娱乐化写作不属于一个世代，也无法站在一个阵营。人们要求作为传统文学灯塔的《收获》必须是一道围墙而不能有任何令人生疑的企图的要求，自然不难理解，不过也颇可玩味。由此观之，该被指责的只有《收获》吗？在面对郭敬明这只怪兽时，魂力低微而陷入紊乱的，或许是整个传统文学阵营，从刊物，到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