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晓《我的前半生》一书者众。近年来，因为若干起版权官司的喧闹与一些披露文章的流布，知道这部传记背后另有一位始终未曾署名的重要写作者——李文达者，亦不在少数。不过，署名作者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中究竟写了多少字？写了些什么内容？知道的人恐怕就没有多少了……
《我的前半生》之作者所写
孟向荣
在《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殊问题，即署名作者爱新觉罗·溥仪究竟写了些什么。法律上的著作权和出版史上的创作主体并不能画等号。尽管有些人谈到这个问题时，或秉笔直书(不论真假)，或讳莫如深，或“犹抱琵瑟半遮面”，但都不能改变历史真相。本文依据笔者所见之原始文献，揭示作者所写，倘尚未穷尽，亦大抵如此。
溥仪抄录李文达执笔
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书稿案卷编号4，为“作者的手迹和与作者联系的材料”。“卷内目录”的内容，是所有编号档案中最少的。顺序号1是“溥仪给王兰升的信件”(此信内容详见《出版史料》2008年第1期拙作“《我的前半生》图书档案补记篇”)，顺序号2是“溥仪抄写的原稿部分作封面之用”，顺序号3是“溥仪写的《从皇帝到普通公民》的文章”。
溥仪抄录的是《我的前半生》第一章“我的家世”第一节“醇贤亲王的一生”的开篇一千字之内。抄件有两个，均以25×10稿纸用蓝黑墨水。横排抄件五百余字，竖排抄件又多出四百余字。仔细比较这两个抄件，便会发现细微差异。横排抄件可以说遵循1964年3月第一版，但又不尽然。竖排抄件也可以说遵循1964年3月第一版，然涂乙之处一旦恢复，依旧是“另起炉灶”二稿本(即2007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全本)》。这个本子在未公开出版之前，曾为1962年10月形成样本的第二个《我的前半生》送审稿)。试举三例：遵循第一版的标识在于，两个抄件均有“承继同治，兼祧光绪”语，而二稿本则表述为“承继光绪，兼祧同治”。横排抄件第一句“公元1906年即光绪三十二年的旧历正月十四，我出生于清朝的醇亲王府”。这句话前半句，缺第一版的“清朝”二字，后半句则为二稿本的表述。竖排抄件把横排抄件的“清朝”二字勾回“光绪三十二年”之前，于原处添补“北京”二字，二稿本的表述便成为第一版的表述。横排抄件“载湉的姨兄弟”语，是二稿本的表述。竖排抄件先写“姨”字，又勾画为“堂”字，二稿本的表述即进阶第一版的表述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即无论横排抄件还是竖排抄件，所述溥仪登极日期都白纸黑字写着“十二月初二日”，与二稿本吻合；而第一版对登极日期的表述则为“十一月初九日”(笔者按，阳历十二月二日和阴历十一月初九是一天)。
溥仪竖排抄录文字第二页有李文达铅笔旁注：“为了美术装帧作封面之用，请溥仪抄写了两页原稿(因是我写的笔迹，不适用)，交美术组王雁同志去制版。”1963年11月5日，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秘书邢俊生，把竖排抄录文字送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身边工作人员郑玉志，并附言：“此件徐部长已阅，讲，待谢部长回来后，在党组会上谈谈后再定。”1963年11月7日，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姚艮批示：“暂退群众出版社。”
后来，1964年3月版《我的前半生》和2007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全本)》，都在封面上印制了竖排抄件的部分内容。
李文达翻译溥仪编写
关于李文达翻译溥仪编写，其他编号档案中保存了一份笔迹有阙佚的李文达写给姚艮、于浩成的说明文字(阙佚处与需要解释之处用中括弧标出——引者注)。
姚于总编：
《中国建设》刊出了溥仪的文章《从皇帝到普通公民》。我听溥仪说过，《中国建设》在写译文，但却没料到如此之快，而且没有事先给我们稿，即发表了。我看了一遍，发现它几乎全是根据大字本编写的(外文出版社有小字本的最后校样)[大字本指“另起炉灶”二稿本，即2007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全本)》。小字本指中宣部的王宗一和全国政协的申伯纯认可的1964年3月第一版《我的前半生》的杀青样。下文出现“大字本”、“小字本”字眼时意思皆同。大、小字本的排版区别表现为字体层级和开本的不同]。全文共分八节，头三节是导言和改造前的经历，与我们小字本没什么出入，末一节写特赦后，也没什么问题，中间四节写的改造，一般说没什么，只是其中一段(珠宝的故事)写纸条问题经过是两年后所长告诉他的，这本来也是[阙佚]的情节，我们小字本里已改成所长说得不详细，主要经过是小瑞在[阙佚]讲的。这样改动，一则是事实上对这件事的深刻意义，确实是他特赦后他侄子说明，他才明白过来的，另则如果写在1954年，他知道了所方苦心，理应感动得很，但是后来却仍不老实，岂不岂有此理？非改不可！
《中国建设》木已成舟，我只好在“新的一章”里改动一下，以适应之(改为说明所长当时说了，但溥仪仍不完全理解，直到香山，才大感动)。
[阙佚]梦多，果然不错。《中国建设》刊出这样稿子，却不向中宣部[阙佚]也不给[阙佚]稿，这是个问题！
我已将《中国建设》这篇文字与大、小字本略加对照，并草译了他们的文章，将有出入之处，划线标出。凡属大字本有的而小字本内已删掉的用红线；大、小字本里全没有的用蓝线；不划线的是与小字本完全一致，不成问题的。改造前的三段未译。
李文达
1963年12月29日
1963年12月30日，李文达又在上引说明文字纸眉处作了补充说明：“今天问王兰升同志，他说此稿在我与于出差期间送来过(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1963年12月21日下午，溥仪来过群众出版社。送审稿当是这一天拿来的——引者注)，当时说是访问记，王兰升因我不在，请溥找政协去审查，却没想到要做核对工作。”于浩成在李文达署名下用铅笔批字：“过年后见到王宗一同志时似可谈此事，并催促定稿，以免愈来愈被动！”
李文达翻译溥仪编写的《从皇帝到普通公民》，用20×15的稿纸共12页，划线处均有红圆珠笔字旁批。以下录出：
“我们在这里每天劳动四小时，学习四小时多。”旁批：“小字本把劳动时间漏掉了。”
“曾有一位缅甸客人惊叹地说：‘这哪里是什么监狱！这是一所学校！’”旁批：“这段小字本里去掉了。”
“我开始学习与孔孟教义完全不同的东西。”旁批：“小字本没有此话。”
“在别人都干些活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唯一无所事事的人而忸怩不安起来。”旁批：“大、小字本全没有。在小字本里，他并没有这种自觉。他的思想变化是先从感到自己无能开始的。”
“过了几天，我的最高产量达到了每两小时糊出八只合乎规格的盒子，将近别人的成绩的三分之一。那天所长用我们的报酬给我们买了些糖果。这是我第一次劳动获得的果实，不知是为什么，我尝着它的滋味竟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吃到的都甜。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到，在制作这块糖果或其他东西的时候，会有多少劳动花费在上面。”旁批：“小字本删了这情节，增补了老宪的情节，变了主题。”(检小字本进阶为1964年3月版时并未删削这一情节，但增补了老宪的情节，杀青后依然变动书稿，这是这本书的历史实际情况——引者注)
“……它渐渐地改变了我的思想和眼界。我自己的体力劳动的经历向我证明，依靠他人的寄生者都是些愚蠢的人，唯有那些劳动的人才是聪明的……现在，我明白了过去那种生活的寄生性，也看到了劳动的尊贵，因为创造了一切的就是劳动。”旁批：“小字本没这些话。这种写法在这文章里倒是可以的。”
“……我的侄子真瑞……”旁批：“小字本为小瑞。”
“两年以后，我从所长那里明白了在我交代珠宝前所发生的事情。原来真瑞在认识到隐瞒那件事是错误的，他向所方谈出了那件事，他要求所方对我进行搜查，并且没收那批珠宝。但是所方不同意这个建议，他叫我的侄子写个条子，把主动交给我。他们要这样做，是为了更利于我的改造，是为了让我看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同样适于一个从前的皇帝。”旁批：“小字本已改为特赦后听侄子讲了全部过程。”
作者所写管见
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记载，溥仪在大字本到小字本的进阶过程中，从1963年1月16日到1963年6月12日，曾19次来群众出版社参与审改《我的前半生》。这年8月22日，他根据全国政协有关领导指示，又到群众出版社联系，要求取回三份《我的前半生》付印前的清样(这里指小字本杀青前的清样。因为，全国政协在1963年10月决定此书杀青；中宣部在1963年11月决定此书杀青)。这年9月4日第一次看到了这部书稿的清样。据笔者“《我的前半生》出版始末”一文(发表于《纵横》2006年第八期)引用图书档案内容：“1963年10月15日，李文达与申伯纯通电话，问他是否要写个书面意见和见一面。申伯纯说：‘没时间见面谈了，因为就要出差。清样已经看过，没有什么原则意见，有些小意见都写在清样上了。’溥仪则将申伯纯批注意见的清样带回群众出版社。”足见溥仪有充分宽裕的时间了解、熟悉、把握小字本的清样和杀青样。而溥仪所写《从皇帝到普通公民》这篇文章，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记载，是1963年8月27日，《中国建设》杂志社副总编辑亲自向溥仪约稿的产物；译成英文后发表于该刊1964年1月号上。也就是说，催生《我的前半生》小字本和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几乎在同一时间段里进行。溥仪依然留恋大字本，不放弃大字本的内容(笔者按，由于《爱新觉罗·溥仪日记》1961年只有一篇，阙1962年，故无从了解溥仪审改大字本的情况)，反映出某些书稿或文章撰著人的共同规律：外来因素的左右甚至定夺，不能抹杀自己心中的偏爱或倾斜。
书籍出版方的情况就不同了。作为《我的前半生》创作主体之一的群众出版社，面对小字本“千呼万唤始出来”，从讲政治和纳谏的角度出发，只能维护小字本。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待溥仪这样的特殊人物，不希望有牴牾小字本的话语出现。我曾就于浩成的铅笔批字请教过他。他说：“当时政审很严，担心产生变化。”我理解“变化”的含义当指，如果任凭溥仪脱离群众出版社的认可而自由发挥，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实际上，李文达在书稿杀青后，已经被迫地修改有关内容了。于浩成铅笔批字所云“定稿”二字，我则理解为“出版”的意思。书籍出版方对定稿和出版的不同分量以及与其各自相适的工作，把握得是十分清楚的。
其 他
2011年早春，我在收藏家方继孝家里，见过溥仪在“另起炉灶”一稿本(指1962年6月形成样本的《我的前半生》第一个送审大字本)的校样上的亲笔批校近百处，对其中的某些批校，溥仪自己进行了删削。时间在1962年3月之后。还在这位方苞的后裔家里经眼了上述“9月4日第一次看到了这部书稿的清样”后的溥仪亲笔批校。贾英华所著群众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曾云，溥仪在“另起炉灶”二稿本书稿的“天地”间，“留下了近百处、数千字改动的墨迹”。我尚未见到原始文献，不知“墨迹”在校样还是样本上，仅领略了书中的部分征引。也就是说，溥仪在群众出版社成为《我的前半生》创作主体之一以后，在所有书稿上，都留下了亲笔审改的痕迹，于是乎产生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罕见现象——“溥著溥批”。这些珍贵的史料，迟早会全部公诸于世的。
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藏有溥仪所写“中国人的骄傲”手稿，据说是国家二级文物。我在电脑里过目，未见原件。其实这篇文章依然是李文达执笔，溥仪抄录出来的。关于“中国人的骄傲”之来龙去脉，笔者将另文探讨。
我所见与《我的前半生》有关溥仪所写，还有爱新觉罗·溥杰为这本书作序时谈到的溥仪写给李文达的七言诗：
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为党事业为人民，赎罪立功爱新生。
此诗原件在李文达的家属那里。
群众出版社图书馆存有另一种原件：
为祖国社会主义和人类最崇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书赠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仲春溥仪
群众出版社1960年1月版《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之作者所写，由于未见史料明确佐证，故不在本文叙列。溥仪和李文达在1960年4月至7月之间，曾在旧香山饭店搞了一个“剪剪贴贴”的“灰皮本”修改稿。我见过此稿原件，残损不全，为李文达修改字迹，就内容而言，当属编辑加工。此时，群众出版社依然停留在这本书的编辑主体层面上。事情的变化产生于1961年2月至8月之间，群众出版社采纳了李文达重写《我的前半生》的计划。本文所述为“重写”后之作者所写。此时，群众出版社当之无愧地成为《我的前半生》的创作主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