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革命结缘的东方书社

　　□陈建绳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日子里，我很怀念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南口对过的东方书社(后易名中图发行公司、新华书店门市部)。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还是戴着红领巾、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语)、“我尚能生存，我仍要读书”(鲁迅语)记在小本本上的学童，课余时间常与三二“恰同学少年”来到东方书社。书店里年龄大一些的店员，从口音上听得出多来自老革命根据地的胶东，他们待客都是和颜悦色有问必答。图书分三面墙按类摆放，全部开架售书，新书摆在中间几个方形大书台上随意翻阅。我们在店里浏览一圈后就来到西北隅的期刊专柜，如饥似渴地翻阅氤氲着墨香的杂志。记得常读的杂志有《少年文艺》、《大众电影》、《新观察》、《展望》等。

　　由于地处老城区闹市，周围学校多，东方书社成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到课余时间或假日，宽敞的店堂常常是人流如织，读者盈门。我小学就读时的小韩老师(韩美林先生)当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他也是东方书社的常客呢！

　　也许是受东方书社的启蒙，后来我与书刊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发行”那里，我了解了东方书社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东方书社建于1929年初，由山东荣成人王畹芗先生创建，店名是王畹芗与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商定的。因济南甫经历了1928年的“五三惨案”，其寓意一是“东启明，睡狮猛醒”，唤起民众反对外来侵略的意识；二是考虑济南是名士荟萃之地，“以文会友，以书结社”也是顺理成章，于是东方书社应运而生。

　　东方书社以济南为基地，先后在北平、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汉中建立分社，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上世纪30年代，济南东方书社为躲避官方检查，把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籍藏在店后面的仓库里，遇到熟悉的读者才秘密出售。在成都，冯玉祥、郭沫若、巴金、老舍都曾光临东方书社阅览、购书。著名学者教授李长之、姚雪垠、顾颉刚等都是东方书社的座上客。东方书社的同仁在日伪统治年代，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游击队运送纸张、油墨、油印机、蜡纸等急需物资。王畹芗先生通过关系机智勇敢地营救了不少中共地下工作者。1934年，省立七师(文登乡师)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校长于云亭被捕押解济南，王畹芗得知后立即托人通过何思源疏通，由东方书社作保获释。济南解放后历任济南市文教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的于云亭晚年感慨地说：“在济南、西安、成都得到畹芗和东方的帮助，我们是有缘分的。”由王畹芗保释出狱、在东方书社疗养一个月后重返革命队伍、解放后任济南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许衍梁称赞说：“在大后方，东方书社是穷学生和遭难人的家。”

　　时代进入21世纪，东方书社的传奇故事已渐行渐远。今日你踱步泉城路上的新华书店，开架售书、微笑服务的传统依然保持传承着，这里仍然是爱书人读书购书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