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个寻常的胡同，一栋普通的旧式六层公寓楼，我拾级而上三楼，敲敲老木门，房间里传来一声，“等等，等等，我把助听器戴上，现在耳朵不行了”，那是周有光老先生。
和赵元任、瞿秋白同住一条巷
周老先生今年106岁，没有鹤发，却是童颜，手里拿着一方白丝手帕，精神矍铄地坐在一张小木桌前。
这是一间我早有耳闻的小房间，朝北，9个平方，是周老先生的书房兼会客室。周老说：“这个房间小，又朝北，但我喜欢。我年纪大了，耳朵不行了，房间小，聚音，有利于听觉。室小心乃宽，心宽室自大。”
环墙几只大大小小的书架，临窗是一张小木桌，周老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张小书桌，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面去了。”他在《新陋室铭》中对此书桌也是敝帚自珍：“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要怪我伏案太勤。”
百岁后的周有光，仍每日博览群书、笔耕不辍，每个月至少发表一篇文章。2011年初，一家出版社出版了周老的一本新书《拾贝集》。特别潮的是，他还在新浪开了博客，粉丝无数。
周老是常州人，我用家乡话和他聊起故乡的街道里弄：双桂坊、青果巷、西瀛里、东下塘、弋桥、南大街，听到这么多熟悉的名字，周老一时间仿佛回到了从前：“我就出生在青果巷。瞿秋白出生在这条巷子里，赵元任9岁后从天津搬回老家，也一直住在这里。盛宣怀、刘海粟家也不远，拐一两条巷子就到了。”“当年与他们熟悉不熟悉？”我有点好奇。周老说：“后来都熟悉的，当年不认识，我比他们小，我在常州中学读书时，瞿秋白早毕业了。”
百米青果小巷，竟差不多同时走出了三位最富盛名的中国文字改革大家：赵元任，生于1892年；瞿秋白，生于1899年；周有光，生于1906年。赵元任是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界称他为“汉语言学之父”。瞿秋白修定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发表了十几万字的语言文字论文，是我国语言文字改革的先驱者与倡导者。在我国文字改革史上，瞿秋白是继赵元任之后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对中国拼音文字作通盘考虑的第一人。周有光则是现在语言学界公认的“中国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自1958年起进入大陆每一所小学课堂，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然而，当我说起“汉语拼音之父”，周老挥着手帕连连称不敢当。他说，“当年做拼音方案的，还有叶籁士、陆志韦，我只是做得多一点而已。”
谈起自己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经历，周老娓娓道来：我本来名字叫“周耀”，民国后大家都不喜欢单字取名，改为“周耀平”。在常州中学上学时与吕叔湘是前后届同学。吕叔湘从小就会背许多古文，会背《诗经》，我会得没有他多，但同他一样对语言文字很感兴趣，常常相互讨论。1923年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选修语言学。后来写了几篇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因为是语言学的外行，不敢用本名发表，起了个假名字“周有光”。后来“假名”成了“笔名”，再后来“笔名”取代了“真名”。我现在是“周有光”替代了“周耀平”，“语言学家”替代了“经济学家”，以假乱真，乱套了。
说到这里，周老用手帕遮住嘴，笑了起来，笑声里透出童真，又有些得意。止住笑声后，周老拿开手帕，探过身子悄悄对我说：“不好意思，我现在牙齿坏了，不好看。”
母亲的影响：船到桥头自然直
周有光的曾祖父周润之，早年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投资办纱厂、布厂，开当铺。洪秀全太平军攻打常州时，本地军队组织抗击，成功地守住了城池，所需军费全由周润之供给。后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再次攻打常州，常州失陷，周润之殉清投水而死，万千家产也丧失殆尽。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政府给周有光的曾祖父加封世袭云骑尉，祖父周逢吉不用做官直接领受俸禄。民国后，周有光的父亲周保贻则靠教书为生。
当年，周有光同时考上了两所大学：南京东南高等师范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那时读师范不用交学费，而圣约翰大学是教会大学，学费很高。周有光和四个姐妹当时跟着母亲在苏州住，家里拿不出学费，周有光决定去南京读免费大学。后来，有亲戚朋友讲，圣约翰大学非常难考，不上太可惜，没钱我们可以先借给你。这样周有光靠借钱上了圣约翰大学。
周有光的母亲徐雯，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新式女性。丈夫靠教书养不活一大家子，而旧式大家庭爱面子，开支很大，并且，丈夫竟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在这种情形下，徐雯毅然离开丈夫，带着自己所生的5个孩子移居苏州，此时周有光小学刚毕业，12岁。
“可能因为父亲不管我，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安静、孤独、自立、自主。我受母亲影响很大，她性格温和，但很有主见，常说的一句话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经历那么多困难，年轻时寡居，中年时流亡，但直到96岁才去世，头发乌黑，耳朵不聋，眼睛不花。母亲对我影响很大——就是遇事有主见，待人要宽容。”周老说。
周老先生有一子一女，抗战流亡期间，女儿得了盲肠炎无力治疗而早夭，儿子周晓平，现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谈起子女，周有光说：我也算不上好父亲。我女儿1941年得盲肠炎死去，我因为忙工作，不在她身边。儿子1943年在成都，被流弹击中，肚子被打了五六个洞，危在旦夕，我也不在他身边。我儿子和我一样，遇上了一个不太好的父亲，可能和我一样，也是受母亲影响比较大。
49岁半路出家研究语言学
周老在自己的简历里专门写到他在江苏教育学院任教。江苏教育学院创办于1928年，是“国内历史最早而最悠久之民众教育专才培养与民众教育学术研究阐扬机关”，现代著名教育家高阳、俞庆棠、雷沛鸿、傅葆琛、孟宪承、钟敬文等曾在该校工作。该学院解放后改名苏南文理学院，后并入现苏州大学。
周有光是跟着大学老师孟宪承去江苏教育学院的。他说，孟老师是个教育家，他们那批知识分子崇尚“教育救国”，实践丹麦教育家格隆维的“民众教育”。19世纪后叶丹麦被普鲁士入侵，丧失了好多国土，农村濒于破产，格隆维是个牧师，提倡教育权利平等，重视农民教育，希望由复兴农村而使民族强盛。经过几十年努力推广民众教育，国民恢复了民族自信，丹麦不仅收复了国土，而且农业发达，一跃成为北欧富裕强大的国家。我们那时农村很落后，我们想通过教育使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我们认为当年农村的主要课题有三个：一要使农民经济宽裕；二要改良农具；三要提倡正当健康的娱乐。就在那个时候，我对农民生活，对汉字改革，对扫除文盲，有了不少直接感受，那段经历对我解放后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帮助很大。
1955年，周总理点名要周有光去北京从事汉语拼音工作。周老说：那要感谢陈望道先生。我解放前在银行工作，先在上海、重庆，后来到美国、英国。1949年我回国到上海，担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有次见到陈望道，他是复旦大学校长，语言学家。他说我国56个民族，数十种方言，大多数人是文盲，很需要统一的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他说，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都很重要。在文化中，教育是大事；在教育中，文改是大事；在文改中，拼音是大事。他叫我把自己写的有关文字拉丁化方面的文章收集整理出本书，我听从了他的建议，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化文字研究》，后来周总理看到了这本书。结果我49岁半路出家，扔下经济学，开始了专门的语言学研究。
谈了一个下午的往事，周老没有一点倦态。多年前，著名诗人聂绀弩写诗称赞周老的思维清晰敏捷，讲话中气十足：“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我环顾周老的小书房，发现墙壁上摆放着好多周老与夫人张允和的合影。周老晚年与夫人各占一房，各忙各的事，周老看书写文章，夫人编家庭刊物《水》，研究昆曲。每天约定时间到了，就会聚在这个9平方米的小书房喝茶，举杯齐眉，周老喝咖啡，夫人喝清茶。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93岁。说起张允和，周老无限深情。他说：我的理论是，夫妇之间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要互帮互助。我们每天举杯齐眉，这里面有爱，也有敬。
临别时，我对周老说：“对不起，耽误您很长时间了。”周老拿起白手帕遮着嘴笑道：“你从江苏赶来，耽误你时间了。1947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与爱因斯坦熟悉，他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你可以去与他聊聊天。我去了两次。爱因斯坦跟我说：一个人如果活到60多岁，工作大概13年，业余时间17年，能不能成功，主要看业余时间干什么。我现在全是业余时间，成无业游民了。”马建强(南京特殊教育学院中国特殊教育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