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红顶古玩商的如烟往事之一
周恩来与古董
孙炜
我在研究近现代收藏史的时候，有几个中共早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不时从故纸堆里蹦出来，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做了一些笔记，试图钩沉这些如烟往事。
掩卷思来，感慨良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谓共产党人“玩”古董，其实是一个个幌子，行的是革命之实。钩沉这些珍贵的历史掌故，仿佛依然能够看见他们为了人民大众的福祉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豪迈激情。这种忘我精神，至今令人无限敬仰！
一，“松柏斋古玩号”的伍老板是谁？1927年底，上海有个叫“松柏斋古玩号”的伍老板，名字叫伍豪，这也是化名。
伍豪的真实名字叫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人民共和国总理，直至他1976年去世。
当初，“松柏斋古玩号”的地点在黄浦江边，开张的时间不会早于1927年11月(此时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之后，刚刚由武汉抵沪)，而实际歇业的时间约于1933年秋天(1931年周恩来离沪去江西后，“松柏斋”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人董健吾负责)。
周恩来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特委，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并全权指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和干部等工作，是中共在南方白区的主要领导之一。
二，中共特科至少设立四处古玩店
“松柏斋古玩号”是中共特科为掩护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而开办的。
历史档案记载：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起见，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命令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具体任务之组织。
中共“特科”是一个绝密单位，初由顾顺章负责，早期设一科、二科、一队。一科主管总务，初期的科长洪扬生。任务是设立机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各种店铺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通讯处或代办所，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二科主管情报工作。一队为“行动队”，中共内部习称“红队”，由陈赓负责。后来，中共“特科”发展为四个科，陈云、康生、潘汉年等均担任过这个组织的领导。
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仅仅是古玩店，中共“特科”至少设立了四处：1.黄浦江边的“松柏斋古玩号”，是为掩护周恩来而开设的；2.上海法租界的古玩店，为掩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化名余达强，对外的职业为古董商)开设的；3.上海西摩路斜桥会馆旁开设的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秘密接头处，中共特一科朱胜(化名，湖南人)当老板，顾顺章岳母张陆氏负责烧饭；4.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向忠发情妇杨秀贞当老板。
为什么要开设古玩店做掩护呢？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认为，“古玩店是探听青洪帮、黑社会动向的好窗口”。
显然，名义上是古玩店老板的周恩来，在这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四年间，根本无心顾及古玩。但是，在中共特科设立的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古玩店，却发生了一个大案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在此地被逮捕。
向忠发的被捕，是因为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化名黎明，江苏宝山白杨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工头，曾在上海斜桥路二十二号附近以其艺名(化广奇)开设魔术店。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派往苏俄海参崴受政治保卫训练。1927年秋回国，负责中共特科，初期工作，其公开身份是魔术师。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由于他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叛变后，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顾叛变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向忠发迅速转移，但是，由于向忠发牵挂情妇杨秀贞，并希望带着杨一起“静默”，所以不顾周恩来严词劝说，坚持跑到位于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去“看一下”，而此处正是顾顺章安排的联络点，结果被捕。旋即表示愿自首。
向忠发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自首，居然被拒绝，同月24日在上海被杀。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关被破坏后，1931年12月周恩来被迫离开上海，古玩商的名分就此与他无缘。
三，周恩来六伯父为收藏名家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中，1939年3月，他在瞻仰绍兴祖屋时，亲笔在《老八房祭簿》上续写谱系，有关他本人的一条如下：“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在历史上，周恩来所属的宝佑桥周氏，仅在清代就出过两位进士、五位举人。
周恩来不喜欢古玩收藏，一生劳碌，为革命事业奔波。但是他的家族中，与收藏有关系的人是他的六伯父，叫周嵩尧，是江苏的一位收藏名家。
现据资料，抄录于此：
周嵩尧谱名周贻良，字嵩尧，号峋芝，清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生，光绪丁酉科举人。晚清时任过淮安府总文案、邮传部郎中掌路政司，民国初年又曾任袁世凯大帅府的秘书，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等职务。周嵩尧在任期间，严于律己，政绩斐然，深具民望。后因看不惯民国初年军阀们的明争暗斗，弃官归于扬州。他对收藏和鉴赏古董、字画产生了兴趣。最后竟倾毕生积蓄收藏到了一批周代玉圭、秦代诏版、汉代钱币、宋代名家字画等数十件国宝级文物。
抗战爆发后，日伪出于对周嵩尧声望地位的器重，曾派出要员登门请其出山，许以高官厚禄，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效力。周嵩尧坚持不允，最后避居到扬州乡间以躲避日伪方面的纠缠。
周嵩尧虽只有一子，但孙子辈多，抗战期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他一家坐吃山空，生活很困难。一次，家中实在揭不开锅，周嵩尧在万般无奈之下，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本清代画家王云作的山水画册拿到市场上变卖了籴米下锅。不料，这本画册流传到上海古玩市场后被周嵩尧的一位好友发现了。好友知道这是周嵩尧的心爱之物，流进市场说明他的生活已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这位重义气的朋友立即将其买下，亲自送到扬州周嵩尧家中，还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度过困境。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嵩尧已年近八旬，但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忙于新政府组建的周恩来想到了这位在晚清、民国初年供职于政界的伯父，是个就近讨教的好老师，因此就安排周嵩尧到中央文史馆做首批馆员。这是周恩来在担任总理期间唯一以自己名义安排的亲属。他在安排周嵩尧为文史馆馆员时还对六伯父说：“这次安排你为中央文史馆员不是因为你是我的伯父，而是你在民国年间有两件德政：一是袁世凯称帝时，你作为他大帅府的秘书却没有跟他走，这是一个有胆有识，又益国利民的行动；二是在江苏督军李纯秘书长任上，你为平息江浙两省军阀的一场混战作出了重要贡献，使这两省人民免遭了战火涂炭。现在人民当家做主了，应该考虑你为人民做点事。”
1953年9月2日，周嵩尧在京病逝。去世前，遗言将自己收藏一生的贵重文物全部赠送给侄儿周恩来。周恩来临终前又遗言邓颖超：“将这批文物全部交给国家，由故宫博物院全权处理。”
1995年，故宫博物院原常务副院长孙觉参观周恩来纪念馆。座谈时，孙觉先生主动提出：周恩来遗赠故宫的这批文物，故宫方面一直没有登记入库，做临时寄存处理，如果周恩来纪念馆有意收藏，他可以帮忙联系。终于，这批20类24件珍贵文物全部由故宫提出转为周恩来纪念馆收藏。
2010年1月8日，在周恩来逝世34年之际，他的六伯父周嵩尧先生手写本《周氏家训》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周嵩尧在20世纪40年代初所写，当时日本军队占领扬州，周嵩尧避居乡间，将周家一些历史情况写出。
《周氏家训》中所披露的周家文玩颇为可观。
《周氏家训》第19页详细列出的文玩计古砚：唐紫端大砚、宋紫端大砚、古小紫端砚、古风字端砚、龙霓端砚、井田台斗大端砚、黑寿山砚、端砚箱、紫端底字岁寒三友砚、石鼓砚十方、顾二娘砚、王云贡砚、黄宗炎砚、周王寻砚、澄泥配盒；
文房：李鸿章墨；玉石：周桓圭、陈香木柱石三公图；书画类有：郑板桥字中堂、伊墨纾小对、吴让之扇面、九成宫帖连裱、精指瘗福铭、黄养萱花鸡柳图、王小梅待渡、赤锂戏水图；
瓷器类有：鼻烟八瓶、康熙瓷瓶；以及牙雕类有象牙烟碟，木器类有红木柜，铜器类有风波铜钵，古书类有书谱、扬州续志、履园丛话，其它的有眼镜、宋黄筌雕孤等。
四，共和国总理慧眼识宝
周恩来作为共和国的首任总理，为新中国保护中华民族古代艺术品所作出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佳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周总理不仅慧眼识宝，而且果断措置，挽救了一批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使其免遭流失海外的命运。如果当初没有周总理的支持和批准，许多国宝依旧会流落市场，命运堪忧。
周总理保护祖国文物的事迹很多，相较之下，有几件事意义重大，也最著名，录下：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战火不断，许多收藏家携带珍贵文物避居香港。后来，又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收藏家或者其后人开始变
卖、抵押这些堪称国宝的文物。
文物面临再度散失，情况相当危急。时任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本身也是一位著名的鉴赏家和收藏家，懂得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所以他立即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报告。在周总理的直接批准下，文物局和故宫等单位成立了一个专家组，专门负责回购流失香港的这些珍贵文物。在当时，用于回购这些珍贵文物的资金数量当属巨大，也是由周总理直接批准的。
这里有个情况需要说明。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社会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特别是1937年爆发8年的抗日战争以及随后3年的解放战争，中国的经济状况实际上已经崩溃，民不聊生。
在50年代初期，新中国刚刚诞生。人民政府急需立即恢复生产，改善民生，以赢得民心，稳固政权。面对全国上下百废待兴这样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新中国建设最缺乏的就是资金。我们可以想见，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压力巨大。特别是对于保护古建筑这样的命题，难度更大。
梁思成先生曾经提出，希望把首都迁出北京，以保护整个古都；他还反对拆除老北京的城墙——那时的北京城墙还十分完整。但是，他的这些卓越见识并没有得到落实。原因很简单，只有微薄家底的新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实现他的宏愿。老北京的城墙被扒，修建了围绕北京城的马路，这就是今天北京的二环路。政府最终选择的是恢复生产和改善民生。这算是两害相衡取其轻吧。
就在这样的时刻，郑振铎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的坚决支持——毕竟，购买流失文物所需要的资金，相比迁都这样的大事，小巫见大巫。
1951年3月，周总理接到报告后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香港“文物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其一，1951年，张大千从印度回到香港，准备移居南美。在留港的一年时间里，徐伯郊与张大千时常往来，谈笑甚欢。其时，郑振铎与徐伯郊亦有联系，郑便指示徐伯郊争取张大千回国，并努力通过张大千的关系，尽量多收购一些流失在外的中国书画名作。当徐伯郊把郑振铎的意思转告张大千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十分感动。虽然张大千最终没有回国，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名迹等一批国宝，仅折价2万美元半卖半送地给了祖国；
其二，民国四大收藏家之一的郭葆昌去世后，他的儿子郭昭俊携带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三希堂”中的两件，即《中秋帖》和《伯远帖》等文物于1949年解放前夕去了香港。1951年9月，郑振铎局长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离京出访印度、缅甸。途经香港短暂逗留，得悉郭昭俊以十多万港币抵押于香港汇丰银行。一年后抵押期满，涨价至48万港币，郭昭俊无力赎回，准备出售，许多外国行家都在觊觎这两件珍宝。
郑振铎将此事报告周总理后，周总理指示，无论花多少钱也得赎回，但必须保证真迹，并能安全运回境内。最后经总理批准，指派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副主任徐森玉兼程南下鉴定真伪，并商讨洽购。他们几经周折进入香港，确定是真迹。于是以48万港元向汇丰银行赎回，同年12月入藏故宫博物院……
今天，假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没有入藏《韩熙载夜宴图》、《中秋帖》、《伯远帖》……会在我们的心中导致多么大的遗憾！而这每一件国宝的回归，都是得到了周总理的亲自批准。
还有一件事，读起来也颇有滋味：
《清风见兰——郭秀仪的艺术生涯》一书载：1959年，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写信给旧时秘书程思远说，自己从国内带到美国的文物计12箱，是当年他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时收藏的，共花了11万美金。为了表示对新中国的敬意，准备委托程思远代为捐赠给新中国。程思远将此情况报告了周总理。随后这批文物古董运抵香港后，中央派人接收了。国内的专家鉴定后，认为李宗仁收藏的这批文物良莠不齐，其中一部分是赝品。这说明，贵为国民党高官的李宗仁，在收藏这些文物时也被古玩商打了眼。
周总理把李宗仁捐赠文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恩来啊，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战略，他说11万，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毛主席亲自批示财政部长李先念，给予李宗仁12万美金。此时李宗仁想去欧洲，名义是考察，实际是想离开美国。周总理告诉程思远说，给李宗仁12万美金，是帮助他去欧洲的差旅费，“以壮行色”。李宗仁闻讯后，连说“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这件事导致的结果是：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美国的羁绊，回归了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