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红色（1949年—1966年）
关键词：高、大、全
在1949年7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作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和今后的行动纲领，这也成了贯穿于“十七年电影”（1949年-1966年）创作的一条“红线”。
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以“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塑造为主体。这些英雄形象大都有着“高、大、全”的特征。“高”是指电影中塑造的人物往往都是身材高大挺拔，思想品质高尚，有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信念；“大”是指英雄人物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大义凛然；“全”是指塑造的英雄人物从形象、思想、行为等各个方面都十全十美、基本没有任何缺点，影片主人翁甚至连谈一场恋爱也会在当时被认为对革命不忠，谢晋导演就因此剪掉了《红色娘子军》里洪常青与吴琼花的感情戏，转而用几个饱含革命情谊的眼神点到为止。
扭曲的红色（1966年—1976年）
关键词：样板戏
“样板戏”一词源于《人民日报》1967年5月31日的评论《革命文艺的优秀样板》，作为表现当时政治立场的文艺作品，被确定为样板戏的只有八个———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乐《沙家浜》。样板戏要求创作者必须根据一个公式摄制，不得越轨。在拍摄手法上，为了规避触犯“天条”，电影创作者就摸索出一套扭曲的拍摄手法，比如对正面人物的灯光布景用“红、光、亮”，在敌我对比的刻画中，利用机位做到“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
不过1974年的红色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是这十年电影的一个亮点。主演潘冬子的祝新运眼神清澈坚定，与同时代的那些脸谱化人物相比，潘冬子的形象更能让观众嚼出人情味。
复兴的红色（1977年—1990年）
关键词：主旋律
“文革”结束，中国步入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电影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了纲领性文献《祝辞》，他说：“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吃了这颗“定心丸”，艺术家打消了顾虑，艺术实践与探索空前活跃，观众也踊跃看片，1979年，观众人数达到293亿人次，中国电影开始强力复苏。
摄制于1984年的《高山下的花环》少有地将军人的英雄形象赋予了悲情色彩：连长梁三喜牺牲的抚恤金不够还家里的债务，营长靳开来“偷”甘蔗牺牲，申报不了烈士。电影还直面了军队中的不正之风，如教导员赵蒙生是高干子弟，下到连队任职却想“走后门”。
除此之外，第五代导演的崛起也为上世纪80年代的红色主旋律电影做出了别样贡献。比如黄建新执导的《黑炮事件》，是当时主旋律电影中为数不多的将镜头对准企业改革题材的影片。
镀金的红色（1990年至今）
关键词：高票房
在1989年的国庆献礼片《开国大典》的一个镜头里，蒋介石与国民党军官坐在一起打麻将，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对手下说：“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天险能否守住，全靠诸位仁兄了。”一句简单的台词，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政权的没落。20多年后，在新一部国庆献礼大片《建党伟业》里，导演并没有再用此类表象的台词来戏谑失败者，只是当出现国民党的画面时，银幕上的色调几乎是清一色的阴郁。
时隔20年的这个转变，也简单勾勒出新时期红色电影的发展脉络。在逐渐摒弃了脸谱化的人物素描后，开放的中国电影毫不吝啬地将一套好莱坞商业电影语汇借鉴过来，再加上大场面、大卡司的制作阵容，倡导主旋律的红色电影也在逐渐向普通观众靠拢。这当中的改变无不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有关，电影市场作为率先开放的文化领域，既要倡导主旋律，又要挣到高票房。因此，这一时期的红色电影也镀上了一层“金”。比较突出的便是近年来叫好又叫座的主旋律电影《集结号》、《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
闫修彦、区健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