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团结康心之
杨耀健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金融巨子康心之的女儿康靓在女子师范加入地下党，并要求去陕甘宁边区。康心之不允许，双方都不肯让步，闹得很僵。
康靓于1938年6月私自离家奔赴延安。康心之有苦难言，一面谎称女儿是到外地求学，一面亲自去拜访周恩来，请求帮忙寻找女儿。
康家四兄弟在重庆势力很大，和许多国民党党政要人及地方实力派、民主人士多有往来。事关统战大局，周恩来十分重视，当面答应了康心之。
周恩来一诺千金。但他于1939年夏回到延安后，不久即因手臂骨折去苏联治疗，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工作。从苏联回国后，他就让邓颖超去做康靓的工作。
康靓到延安后改名为康岱沙，进抗大和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多，进步较快，打算一辈子留在那里干革命。一天，指导员通知康岱沙，说有位首长要见她。她去到指定地点，见到和蔼可亲的邓大姐。邓大姐带着康岱沙沿着延河散步，并与她亲切交谈。邓大姐说，康心之多次去找周恩来和林伯渠，要求把康岱沙送回重庆。邓大姐问道：“你看怎么办？”
康岱沙表示绝不走回头路。
邓大姐说：“你的革命决心是很好的，谁也不能阻拦你。这就是恩来常讲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看坚持抗战是人多好呢，还是人少好呢？”
“当然是人越多越好。”康岱沙答道。
邓大姐笑了：“那么如果你回重庆去，通过家庭成员、社会关系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是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到延安来吗？”
康岱沙从此按月给家中写信，还换下军装穿便衣照了一张相，寄给父母亲。
1940年4月，周恩来从延安返渝时带上了康岱沙。途中，他抽时间专门与康岱沙谈话，分析重庆的统战对象。周恩来还特别叮嘱康岱沙不要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甚至对她的父亲、亲友可能对她提出的问题，以及在这个环境中可能遇到的问题，都作了设想并考虑了答案。康岱沙多年后回忆到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恩来同志真是手把手地教我。比如他说，如果家里人要问你去延安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你就说他们看我是资产阶级家族出来的，我的生活习气不同于工农，不会要我入党的。再问的话，你就说是加入了青救会，多的就不要谈了。如果你一暴露，就会产生无穷的问题。”
回到重庆后第二天，康岱沙在红岩办事处脱下八路军军装，换上了周恩来事先为她特地准备的旗袍，邓颖超还帮她做了一番打扮，使她重新变成了大家闺秀的模样。随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一起陪同她驱车前往市中区领事巷，康心之的公馆就在那里。
离家两年的康岱沙，突然出现在康公馆，令康心之喜出望外。他对周恩来千恩万谢，说自己过去不了解共产党，现在知道共产党最讲情义。他见到女儿言语恭顺，衣服光鲜，十分高兴，连续几天专设家宴，广招亲友庆贺。
因为康心之是陕西人，所以当时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驻苏大使邵力子、西北军将领高桂滋、邓宝珊和其他一些西北籍人士，经常到康公馆聚会，讨论局势针砭时弊。康岱沙留心他们的政治态度，讲述自己在延安的见闻，对他们施加积极的影响。
周恩来也时而上门小坐，畅谈时局，晓以大义，使康心之逐渐觉悟。1941年民盟组织成立后，康心之几次把自己的公馆借给民盟开会或举行活动。为了感谢延安方面对女儿的培养，康家向陕甘宁边区运送过7卡车物资，还两次捐款数千元赞助抗大、陕北公学和女子大学，受到延安方面的好评。
后来，因康岱沙在成都光华大学读书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过一次，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周恩来决定将她再送到延安去，并向康心之说明了情况。康岱沙临走前，周恩来特地安排让康心之到红岩村看女儿一次。那天周恩来因在城里参加国共谈判，不能回红岩，便托办事处处长钱之光代表他接待康心之，并招待康心之吃了一顿饭。
康心之这次不再阻拦女儿去延安了，还托女儿带了两条“三五牌”香烟，请她转交给毛泽东。
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胁迫康心之去台湾。车过青木关，他寻机潜往北碚得脱身。
建国后，康心之被安排为重庆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0年，他将煤矿等资产和领事巷10号私宅都无偿捐给政府，搬到北京史家胡同57号居住。他积极拥护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