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写在《张元济年谱长编》出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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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杰

　　张元济先生堪称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辈。作为交大现任校长，我对张先生担任交大校长期间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杰出贡献，充满景仰之情。

　　一百多年前，张先生因参与戊戌变法，被处“革职永不叙用”，李鸿章将他推荐给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创办人盛宣怀，盛宣怀非但没有把他视作清廷罪臣，反之却委以译书院主事一职。从1899年到1902年任职期间，他主持出版了严复译《原富》等一批国外学术书籍，为我国萌芽时期的现代高等教育提供了教学参考用书，他主持的译书院也成为中国高等学校附设出版机构之嚆矢。1901年，交大第一任校长何嗣焜突然病故，张先生接过重任，成为交大校史上第二任校长。其间，他创造性地开设外院，创设特班，为学校初创时期的建设立下汗马功劳，培养了蔡锷、黄炎培、李叔同、邵力子等一大批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张先生在南洋公学工作时间虽不算长，但他是一位受我们交大人尊敬的前辈，他的年谱长编由南洋译书院传人———交大出版社出版，更具有特殊意义。

　　张先生于1903年初离开南洋公学，投身并终生服务于民营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他以“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出版方针，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将原本只有小规模印刷能力的商务印书馆建设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兼有出版、印刷、发行三大功能，融新闻、出版、图书馆和培训于一体，在世界上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大型文化出版机构。他主持并亲自参加编纂的商务版《最新教科书》，为商务印书馆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商务印书馆着手辞典工具书的编纂出版，亲自参加了我国现代最早的汉语辞典《辞源》的编纂工作。继之，《中国人名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专用辞典及多种外国语辞典先后问世，使商务版辞典工具书蔚为壮观。以严(复)译名著八种、蔡元培著《中国伦理学史》、林纾译《伊索寓言》、伍光建白话文译本《三个火枪手》等为代表的一批著译的出版，给中国学术文化著作出版带来了全新气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张先生率领的商务印书馆吸引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胡适、瞿秋白等，成为商务印书馆的重要作者，把他们的著作推向社会，从而使商务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支柱和强有力的推手。张先生一生业绩，使他成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奠基人。

　　张先生虽以出版家闻名，但他关注、涉足的领域很广泛。以教育为例，他在戊戌维新时期创办通艺学堂，为有相当基础的年轻官员和官家子弟传授英语和实用科学，后来主办了商务印书馆师范讲学社，开启我国继续教育的先河。他在南洋公学任职时，担任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的教学和教育行政管理；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的《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年级、科目齐全，成为我国现代教育早期最成功的教科书，对我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他与我国职业教育的先驱、交大另一位杰出校友黄炎培等一起创办了声名卓著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可以说，张先生在我国教育事业的各个领域都留下了足迹。

　　难能可贵的是，张先生在大力推动新式教育，不断引进国外学术和文化，积极支持和倡导新文化运动的同时，始终热爱中华传统文化。他从创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伊始，就着手建设编译所的图书室涵芬楼，继而发展成东方图书馆，广泛收集、抢救在社会变动和战乱中流散的善本古籍，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照相制版新技术，出版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等大型古籍丛书。他退休后，更以一人一己之力，用十年时间校勘并影印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些大型古籍丛书已成为民国古籍出版的代表性成果，他本人也因史学、古籍文献学的卓越成就，当选为民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

　　热爱祖国，是贯穿张先生一生的准则。早年他希望国家通过维新改良，自立图强，曾上奏光绪皇帝，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新政”时期，他通过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大批政法书籍(如在南洋译书院亲自经手、积极谋划，终由商务承印出版的皇皇八十册《新译日本法规大全》)、普及性读物，藉以在官员和民众中普及宪政和法制知识。此后，他长期埋头出版业务，把商务印书馆编纂小学教科书看作尽自己国民义务的唯一途径，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出版教科书，推动教育普及，启迪民智，提高民族素质。八年抗战，他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主席身份坚守上海，不向汪伪当局工商登记，为免亲日势力渗入而坚持八年不召开股东会，不改选董事会，日本人登门时，以“两国交兵不便接谈”为由拒绝接见。抗战胜利后，他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曾两次与交大另一位著名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等联名上书上海市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上，他当着权要发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1949年以后，他积极参加政协活动，为新中国建设建言献策，并创作了多首诗作，歌颂新中国、新时代。人物年谱，古来有之。它是人物传记的特殊体裁，也是我国史学著作中一种特有的写作形式。它是将谱主一生言论、功业、著述等史料，按时间先后排列的资料集。进入近代，年谱篇幅逐渐增多，内容更趋详实。丁文江等编著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又将年谱写作水平推进一大步，成为今人编著人物年谱的范例。由于年谱编纂是“述而不作”，因此编著者真正的功力应体现在材料发掘的深度和广度，对材料真伪的辨析，以及确定事件发生时间的精确度等方面，这其实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本书两位编著者从事张元济研究长达二十多年，掌握张先生生平资料很充分。二十多年前，张先生哲嗣张树年先生曾编纂了《张元济年谱》，此次出版的《张元济年谱长编》，在资料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进一步拓展。首先是加入了许多过去没有载入的新材料，例如1907年末张先生作为浙路代表之一进京，与袁世凯、那桐交涉的谈话纪要；1928年赴日访书以后，向日本藏书家借影日藏中华典籍的通信等。其次是经过考订，厘清了一些事件的日期时间，例如张先生险遭炸弹暗算的时间，以及从上海闸北长康里迁寓新世界长吉里的时间等。三是编著者费了不少心力，将以往公开出版的张先生著作与原稿或最初版本进行了核对，纠正了不少错讹，例如《挽陈伯岩诗》的诗注、二十世纪初致孙壮的一些信件等。更为可贵的是，编著者不为尊者讳，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还原了谱主真实的思想与面貌，例如1911年张先生上庆亲王奕劻的手折，反映出他的一些今天看来不甚合时宜的观点，这份手折过去出版时，曾被人加以修饰，抹去了一些不恰当的言辞，而本书却尊重历史事实，采用了未经他人改动的文本。资料研究中，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即同一事件的多件资料中，会有一些内容是互相矛盾的。对此，编著者的处理是认真的，他们选定认为是真实可信者编入正文，再用页末注的方式，列出其他不同说法的资料，有时并给出作者之所以取舍的理由。这体现了编著者对待历史真实性和处理内容不同资料的严肃、科学的治学态度。当然，年谱长编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长”字，全书一百五十万字，可以有足够的空间，把反映张先生重要思想、学术观点的文章、谈话等史料尽量完整地引录，这对反映张先生的生平、思想，无疑更全面和深化。

　　张元济先生堪称我国近现代文化教育史上守正出新、人格完善的前辈。作为交大现任校长，我对张先生担任交大校长期间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对中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的杰出贡献，充满景仰之情。我相信《张元济年谱长编》的出版，将有利于更多交大后学了解、学习张先生的人格和思想，也会促进学术界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前辈的研究迈向更新、更高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