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1985：胡适归来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对于历史上那些非共产党的甚至反共产党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等人物……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而应该主要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究竟做出什么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
本刊记者 /陈晓萍
北京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这里也是胡适离开北平前最后的住所。
一进大门，一处旧平房突兀地在逼仄的院子中央横着，被三面的高楼所包围。这是大院内仅存的少量老房子了，陆陆续续新盖的高楼使得院子越来越拥挤。
偶尔有慕名而来寻访胡适故居的有心人，似乎已无法在这里感受到胡适生活过的痕迹了。
但是，就在这个院子里，却藏着一个关于胡适的宝库。
这就是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里的2000多个卷宗，里面是胡适1948年12月仓促飞离北平时，未及带走的几乎全部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这是中国大陆有关胡适的最丰富的收藏。
在近代史所办公大楼609房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室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史哲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今年72岁的耿云志满头华发，却非常干练。
当年，耿云志正是利用了这丰富收藏的近水楼台之便，1979年最早在中国大陆发表了重评胡适的重要学术论文，1985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研究胡适、引起海内外学界强烈反响的《胡适研究论稿》——他亲历了那个胡适解冻的年代。
“胡适这篇文章可以写了”
1978年夏末秋初，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面，于次年举办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时任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李新，建议耿云志写一篇关于胡适的文章提交大会。
接了任务之后，耿云志觉得很为难，因为他觉得这篇文章很不好写。他担心，要是写出一个真实的胡适，恐怕大陆没有人能接受。
其时，耿云志研究胡适已经有好几年了。为完成周恩来在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编写《中华民国史》的任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领衔，1972年10月成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组(相当于现在的研究室)。耿云志加入了这个研究组，分在人物组。
因为耿云志是学哲学的，文史哲都有些基础，李新让他着重抓一下中华民国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而在这方面，胡适显然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所里恰好存有大量的胡适档案。
胡适1946年7月从美国回国担任北大校长，就住在东厂胡同1号院。当年，这个院子是个三进四合院，胡适就住在一进院里，其中，南排房子是胡适的书库，里面放了一排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刊。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已经占领了北平城的外围。当天，胡适正是从东厂胡同的宅子赶往中南海勤政殿的傅作义司令部，在傅作义的部队夺回南苑机场之后，搭乘蒋介石从南京派来的专机永远地离开了北平。
匆忙中，他的藏书、手稿、部分日记以及与友人和弟子的大量通信等珍贵资料，全部遗留在了东厂胡同的家中。
由于有这样的便利，耿云志在各种会议和政治学习之外，陆陆续续开始接触资料。
上世纪50年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了一场针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有百余位高级知识分子写了批判文章，1955年3月到1956年4月，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出版了《胡适思想批判》，洋洋三百万言，共成八册。胡适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被批臭批倒，成了一只“死老虎”，逐渐被人们遗忘。
如何重新看待胡适？耿云志认为，首先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对胡适的真面目有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他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把近代史所收藏的关于胡适的2000多个卷宗系统地看了一遍。
1978年12月的一天，从北大查完资料回城里的路上，耿云志从广播里听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
公报指出，全党的工作应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并且指出：“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
耿云志眼前为之一亮：一个新的时期就要开启了！他觉得胡适这篇文章可以写了。
胡适研究解冻
1979年的春节过后，耿云志花了一个月时间，写出了25000字的文章《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
在这篇文章里，耿云志试图对胡适做一个全面的评价。他对胡适在提倡白话文、提倡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鼓吹社会自由等方面的作用作了肯定性评价，认为他“曾经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封建的思想”。文章对胡适20年代提倡整理国故、倡导疑古思想和进行小说考证等文化学术活动也都作了重新评价。
耿云志总结说：“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胡适，在当时，是起过积极作用的。他在文化学术活动的一些领域，是有一定成绩的。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肯定他反对封建文化的进步性和某些具体的学术成就。”
写完后，耿云志把文章交给了李新。李新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又把文章转给了黎澍。黎澍当时是近代史所的副所长，同时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决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这篇文章。
这篇解放后首次重新审视胡适的文章在1979年5月的《历史研究》刊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这一年，北京和上海等地的一些重要刊物上相继发表了一批胡适的研究文章，如易竹贤在《新文学论丛》上发表的《评“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胡适》、孙昌熙和史若平在《文史哲》上发表的《试论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文振庭在《江汉论坛》上发表的《胡适〈尝试集〉重议》、朱文华在《复旦学报》上发表的《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等。提交给“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关于胡适的就有4篇。
胡适的作品也开始有限地重新出版。
1979年5月，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整编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书的背后，印有“内部发行”四个字。到1980年，《胡适来往书信选》出齐了三卷本。
当时所谓内部发行，就是允许在新华书店系统内销售，但是不能上架公开卖。这种书普通读者还是不难买到的，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三卷本的《胡适来往书信选》是1949年之后大陆首次出版的胡适著作的选本，编选了胡适保存在北京寓所内的从1915年到1948年的书信，附录部分还收入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和手稿译文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82年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密藏书信选》，就是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挑出一部分，重新予以编辑而成的。
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也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葛懋春、李兴芝编辑的2卷本《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卷选录相关论文29篇，下卷是《胡适的自传》，即胡适英文口述、唐德刚编校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
《胡适文存》的命运起伏
胡适研究解冻后，耿云志萌生了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想法。
《胡适文存》初集1921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四卷四册。按胡适自序说：“是我这十年来的文章，因为有好几篇不曾收入，故名为《文存》。”《胡适文存》共出过四集，二集和三集分别于1924年和1930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四集为《胡适论学近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胡适文存》四集是胡适学术研究中的精华，在民国一版再版，影响很大。陈西滢1927年推选新文学十部杰作，《胡适文存》列在首位。
耿云志的想法得到了黎澍的赞同。1979年，《胡适文存》交由社科院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耿云志负责校订工作。
但第一卷排出校样，校订进行了三分之二时，出版工作突然被叫停。耿云志听到的消息是，上边有人反对出版胡适的作品。
《胡适文存》的出版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后来，耿云志听说，有人将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一套《胡适文存》辗转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看了之后做了一个内部批示，要文化工作者研究两个人，一个是孙中山——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一个是胡适——胡适是一心一意要使中国现代化的。但直到1990年代，关于胡适著作的出版才出现了第二次的井喷。而《胡适文存》(4卷本)也是1996，才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那是后话了。
胡适在中国大陆的重获客观评价之路，始终起起伏伏，这一点，耿云志的感受最直接，直到1986年，还有人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他为胡适说话。
1987年入夏，时任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处长的陶斯亮找到耿云志，告知统战部接到安徽省的报告，申请把安徽绩溪的胡适故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陶斯亮问耿云志：胡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耿云志向陶斯亮大致介绍了胡适，还应陶斯亮之邀，去统战部讲了一堂课，系统介绍胡适。后来，他又按照统战部的要求，帮他们起草了一个关于如何处理安徽绩溪胡适故居的报告，上报给中央书记处。
耿云志后来听说，当时高层有人说，胡适这个人全面反共，目前对他还无法做全面的评价。胡适故居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就不了了之了。
从内部发行到公开出版
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两卷本《胡适的日记》出版，成为第一部不用印上“内部发行”字样而正式公开出版的胡适作品。
这套书收录了胡适1910至1944年间的部分日记，根据其手稿整理排印，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原貌。日记内的附件和省略之处均有说明，学术价值较高。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一度曾有过把保存在东厂胡同1号的那批珍贵资料全部影印出版的宏愿，但跟近代史所的合作没有谈成。直到今天，对《中国新闻周刊》讲起这件事，早已经退休的老编辑陈铮还是充满遗憾。
但不管怎样，从1985年以后，胡适作品的出版慢慢放开，逐渐成了热门项目，胡适研究也逐渐成了“显学”。而重新认识胡适的意义，正如耿云志后来在2003年出版的《胡适全集》(44卷本)的序言所写：“对于历史上那些非共产党的甚至反共产党的学者、思想家、艺术家等人物��不应该仅仅根据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来评价他们，而应该主要以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究竟做出什么成绩来作为评判的根据。”
1985年，耿云志的《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论稿收集了他1970年代末以来的研究论文共10篇，加上新编的简明《胡适年谱》。
10篇论文，肯定了胡适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领袖之一的历史地位，和他在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教育学等诸多领域做出的开创性贡献。耿云志认为，胡适在政治上虽然不赞成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路线，但他一直坚持要求改革，应该把他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集团区别看待。
虽然今天回过头去看这部《胡适研究论稿》，仍不免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注意。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周策纵称耿云志为“大陆第一个为胡适说公道话的人”。许多不认识的海外学者写信给耿云志，说：很难得，大陆终于实事求是地对待胡适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