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25岁的努涅斯在《纽约时报》做书评编辑助理。与此同时,桑塔格正在第一次乳腺癌手术的康复期,不能打字。当《纽约时报》询问努涅斯能不能为桑塔格做助手时,她欣然接受了。文坛新手,与美国著名的先锋知识分子朝夕相处,努涅斯说,“这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幸运”。她说桑塔格是“天生的导师”。
在这本向桑塔格致敬的书中,知识偶像不再是那个无上的指标,她也成了一个也有缺点的凡人。作者努涅斯是桑塔格儿子的前女友,在书中,她并不想表现出对这位早年导师过多的吹捧,但也时刻维护着她在自己心中的地位。
她表示,“我认识她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如果没有这种时间产生的距离感,我写不出这本书。这种感觉也让我对年轻时因为情感上的崇拜而看不清的事实,保持了客观”。
人们热衷于议论桑塔格,接触过她的人也喜欢写写对她的印象,把她写成个怪人的也不在少数。与众不同的是,努涅斯在书中表现出的是对桑塔格感同身受的痛苦。
大家熟悉的桑塔格,是那个有着强大气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努涅斯写道:“尽管她永不停歇地过着丰富的生活,她对自己依然很不满意,那种挫败感纠缠着她,就像寡妇的丧服”。努涅斯同样让我们看到了桑塔格多没有安全感。她总是不满意自己的作品,经常大半夜把朋友叫起来帮她梳理文章,她还十分蔑视美国的次等文化。
缺乏安全感直接导致了她在人际交往上的不可理喻。对桑塔格怪僻的性格,努涅斯提供了更多细节描述。比如桑塔格爱中餐,但陪她去吃饭是一件丢人的事,“所有的服务生都不愿伺候她。她的目的不仅是表达自己有多不高兴,还要让人家下不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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